在世界各国经历了战后婴儿潮所带来的人口高速增长后,各国的生育率均持续下滑,低生育率所带来的各类问题日渐凸显,困扰着世界上的各个国家。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同样在不断下跌并且在个别地区的生育率已经低于1.0,呈现出了普遍偏低,分布不均衡的态势。在近10年,中国出台了大量生育相关的政策,不断地放开生育限制以求稳定生育率,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也开始由最初的“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向着“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进行转变。但是,不论“单独二孩”政策或是“全面二孩”政策的效果均差强人意。因此,归纳总结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系统梳理影响不同群体生育的因素有助于出台更加针对性的系统性的政策,而针对转变过程中最新政策的把握和研究,从生育角度探索“适龄婚育”所带来的效应,能够更好的对已经提出、政策进行支持,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参考已有的生育率影响机制研究,对低生育率问题进行了拆分,从微观个人角度,将宏观低生育率问题转化为个体生育行为的减少,进而对生育决策过程进行考察,在忽略生理因素的情况下,将个体生育行为的减少归因于育生育意愿的低迷。因此,采用生育意愿作为研究生育率的立足点,用期望子女数来反映个体的生育意愿,综合归纳了不同生育史、城乡背景群体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本文系统的整理并实证研究了已有文献中论证的影响因素,选择了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因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经济学因素、地区因素建立泊松回归模型,并且针对不同群体的期望子女数影响因素通过似无相关模型做出了比较,检验了不同群体生育意愿在不同影响因素下的异质性。在人口学因素中,发现了性别等人口学指标在不同群体间的效应是相似的,男性的生育意愿普遍高于女性,教育对不同群体的生育意愿影响是存在差异的,并且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城乡人群之中对生育意愿表现的差异为较为显著,且并不是以往研究中所得出的倒U型影响;而社会经济因素在不同人群中均具有差异且部分与已有研究不同,代际支持对未婚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在已婚育人群中产生了显著影响,在住房、医疗等方面,城乡的显著性是存在差异的,工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在未育群体和已生育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养老保险在不同群体中对于生育子女数冲击是一致显著的;最后从地区特征中可以发现,超一线城市的生育意愿低下是十分显著的,并且在超一线城市附近的乡村也受到了影响,存在外溢的可能。然后,对最新政策终得“适龄婚育”的年龄进行了考察,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将合适的年龄定义为理想结婚年龄,而通过对未婚群体实际年龄与理想结婚年龄进行作差,引入了绝对值效应和符号效应。使用绝对值效应来度量偏离程度的大小,使用符号效应来度量偏离方向上是“左倾”还是“右倾”。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绝对值效应对生育意愿的阻碍,即当实际年龄距离理想结婚年龄较远时,生育意愿受到了显著的抑制。符号效应中,相对于在实际年龄接近理想结婚年龄,实际年龄小于理想结婚年龄对期望子女数的影响并不显著,反而当实际年龄大于理想结婚年龄时,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一旦晚于预期婚育时间婚育,生育的期望子女数会有显著的上升,这也就表明略晚于期望婚育时间进行婚育能够有更高的生育欲望,目前施行的“适龄婚育”政策从生育意愿角度来看是一个相对最优解决方案,如果个体能略晚于自己的理想结婚年龄进行婚育,会显著提升生育意愿。为了保证所得结论的稳健,本文再次进行了城乡分样本回归来考察结论是否因城乡二元性而产生差异,最终确认所得结论是稳健的。而后,为了保证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引入了工作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对抚养费用的在乎程度等主观的量表数据,让受访个体通过打分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主观态度,通过将主观满意度纳入到模型中替换相应的客观指标来保证变量度量上的稳健性,并且通过替换模型来保证模型建立效果上的合理性,最后,观察与此相关的系数的变化来得出稳健的定性结论。最后,本文针对已有的结论,从宏观角度,针对不同群体分别提出了改善医疗、平抑房价、保证就业等方面的政策,对于城市群体更加注重住房,而对于乡村群体更加注重养老方面;对于未婚群体工作在生育意愿影响因素是重中之重,需要保证未婚群体的就业问题,而对于已婚群体代际支持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家庭抚养压力,需要重点关注与促进。从微观个体角度来看,刺激个体结婚期望年龄提前是有必要的,而一种典型而普遍的刺激方式就是“催婚”,因此,对于“适龄婚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催婚”这一现象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同时,“适龄婚育”这一政策理念也显著促进了生育意愿的上升,作为相对最优解决方案是值得被贯彻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