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历史学概念上指的是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至1911年清明覆亡共71年时间。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私家藏书事业达到顶峰,产生了四大藏书楼,分别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聊城杨氏海源阁、归安陆氏皕宋楼、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始建于明代的浙江宁波范氏天一阁是“晚清四大藏书楼”的仪型。在文献中经常以“晚清四大藏书楼”与范氏天一阁作对比。其藏书建筑、藏书建设以及藏书管理等方面都是“晚清四大藏书楼”借鉴和加以对比的地方。晚清四大藏书楼中,瞿氏铁琴铜剑楼、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位于江南地区,只有杨氏海源阁孤悬北方。这是因为江南地区自宋代以后,即成为我国的经济文化重心所在地,藏书、读书、刻书的风气特别浓郁,带动了藏书家的出现以及藏书热情,造成了文献资源集中于江南一带的盛况。而杨氏海源阁,其很大一部分藏书资源,也是因为其主人杨以增出任江南河道总督,利用职务之便,趁太平天国起事期间,江南地区战乱不已,藏书大量散出的机会,大肆收书,并利用京杭大运河运回到山东聊城,贮存于海源阁中。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藏书事业之繁荣发达。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其藏书资源奠基于瞿绍基(1772～1836),经其子瞿镛(1794～1846)而得以发扬光大。前后历经五代人。先后收得汪士钟艺芸书舍等处的大宗藏书。其书在太平天国动乱时期散失了一部分。民国以后,其藏书逐渐无法保有。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书捐、售于北京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常熟市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处。聊城杨氏海源阁,其藏书资源奠基于杨兆煜(1768～1838)的“袖海庐”和“厚遗堂”藏书。第二代主人杨以增(1781～1855)就任江南河道总督期间,收得了江南地区尤其是汪士钟艺芸书舍的大量藏书,奠定了海源阁文献渊薮的地位。第三代主人杨绍和(1832～1875)就任京官期间,恰逢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1861),顾命大臣之一的端华被诛,乐善堂藏书散出到北京隆福寺旧书摊。杨绍和趁此机会大肆收购,从而使得海源阁藏书有了充实和发展。其藏书前后历经五代人,但在同治年间捻军起事期间受到了重大损失,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同样也给海源阁藏书造成了巨大损失。其藏书有一部分散失,另外一部分最终保存于国家图书馆与山东省图书馆。归安陆氏皕宋楼,其藏书资源奠基于陆心源(1834～1894)。其藏书中的最大宗来源于郁松年(?～约1845)的宜稼堂藏书,其余还有吴骞(1751～1813)、严元照(1784～1817)、钱天树(1778～1841)、胡惠镛(?～约1832)、刘桐(1758～)等人的藏书。陆心源去世后,其藏书中的最精华部分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售于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另外有一部分于光绪十四年(1888)捐赠国子监,一部分捐赠于吴兴图书馆。钱塘丁氏八千卷楼,其藏书资源奠基于丁国典(1770～1825),先后经过丁英(1804～1855)的努力搜藏,藏书蔚为大观。但遭遇了太平天国动乱,其藏书基本全部散失。之后丁申(1829～1887)、丁丙(1832～1899)两兄弟锐意搜求,除了抄补文澜阁藏书之外,还重建了自家的八千卷楼藏书。第四代主人丁立中(1866～1920)因经商失败,不得已将其书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售于江南图书馆(现在的南京图书馆)。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藏书,对我国的文化、经济、政治均有比较大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对古旧书业、图书馆事业、出版业均有较大影响。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藏书来源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古旧书业,其藏书散出的时候,也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古旧书业完成的。晚清四大藏书楼的藏书资源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辗转到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处。铁琴铜剑楼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提供了一批底本,其余三家藏书楼也分别有刻书传世。在经济方面,藏书的购进与售出,完成了资金的流转。在政治方面,归安陆氏皕宋楼依靠藏书获得了士绅的功名和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