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学术救国思想形成于20世纪30至40年代。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民族危机最为严重的时期。自1931年日本在中国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武力侵华的意图昭然若揭,中国面临的国家民族危机急剧加强。1937年日本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在亡国灭种危机的压力下,中国人民掀起了全民族抗战救国的时代浪潮。在文化学术界,爱国知识分子以文化、学术为武器,以学术救国思想为号召,投身抗日救国的浪潮。他们致力于以文化学术研究,来发掘民族文化的精髓,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建设中国的新文化,高扬民族团结的道德精神,鼓舞民族抗战的斗志,赢取抗战,复兴民族。贺麟作为近代新知识分子的一员,同样身怀复兴民族文化的热忱之心。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积极投身民族抗战事业。面对国际、民族的危机,贺麟试图以重振民族文化来挽救国家民族。贺麟通过走中西文化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来处理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他强调要以主动化西的态度,全观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深邃之处要直捣黄龙,取宏用精,华化、儒化西方哲学。贺麟的学术救国思想最终形成于抗日战争时期。贺麟的学术救国思想的出现、形成是其早期思想变化发展的结果。在抗战爆发前,贺麟致力于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精髓来充实改造民族文化,谋求民族文化的振兴。早年受益于在清华时梁启超和梁漱溟先生的教诲,贺麟对传统文化尤其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研究兴趣。清华毕业后,本着振兴民族文化的志向,游学欧美接受了斯宾诺莎、新黑格尔主义以及黑格尔哲学思想。在学贯中西基础上,贺麟走上中西文化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1931年日本侵华日益加剧,心忧国难的贺麟提前结束在德国的学业赶回国内,投身抵抗日本侵略的救亡事业。在抗战中,贺麟认为只有学术才能救国,提出了学术建国的思想,号召文化抗战,学术救国。贺麟学术救国思想的内涵,一方面在于重新寻找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以儒家思想为主体重建中国新文化；另一方面,在于对西方古典哲学的融会。贺麟认为,中国新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对西学要主动化西。贺麟学术救国思想主要有两个践行的途径。其一,贺麟致力于对西方哲学的译述。将西方哲学的精神介绍到中国,以充实改造中国哲学,建立新文化的基础。贺麟尤为关注的是黑格尔哲学的引进译述。其二,在于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贺麟认为,民族文化的重振能够为中国的抗战胜利和建立世界一等的自由独立的新国家奠定坚实永久的基础。在新文化的建社上,贺麟着力于新心学哲学体系的构建,同时认为新文化建设应该秉持合理性、合人情、合时代的态度。贺麟学术救国思想,其对时代认识的概括和总结,合乎了当时代的要求,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有着指导作用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