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鲁迅前期(1927年前)翻译、写作活动的考察,发掘出鲁迅本人的文学观念与他本人写作实践之间复杂的交错关系。通过对鲁迅前期文学观念、写作实践的具体分析,归纳出作家本人的文学认识与具体写作之间表现出的三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一、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之间的错位关系:二、文学观念与创作的顺位关系；三、文学观念与写作活动的反哺关系,即通过具体写作改变、更新了作家的文学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造成这一错综复杂关系的深层因为,即“文章”与“文学”两种不同书写体系对作家本人写作的双重影响。　　 论文正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地梳理了“文学”一词在中国古代与现代时期在内涵与外延之间的流变。揭示出现代以来的作为“literature”一词中文对译的“文学”是如何在本土语境中落地生根这样一个过程,以及其中包含的深层次问题。同时,通过对<呐喊·自序》的分析,指出其“文学”写作的两个维度:启蒙大众与表达写作者个体体验。并以后一维度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其文学观念形成的因为。　　 第二部分则是梳理鲁迅从留学日本到蛰居北京再到写作‘狂人日记》,成为文学家这一系列的经历。探讨了鲁迅如何从知道了“何谓文学一却怎么也写不出“文学”到掌握了“言文一致”的白话文而写出“文学”这样一个转变。指出在文学观念与写作实践由错位到顺位的转变中鲁迅获得了文学的启悟,进而掌握了“文学”这一套书写体系。　　 第三部分通过对当时文化语境以及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的分析。指出作家开始对前一时期所持的文学认识进行质疑和反思。并且通过散文等文体写作的实践,重新激活了传统的文章体系,获得了文章的觉悟,进而更新了他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