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作为新经济形态,在我国及全球的影响日益显著,建设数字中国已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成为我国2035年的远景目标之一,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生态效率作为刻画经济产出与资源节约、污染防治相统一的重要尺度,其不断提升是我国新时代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数字经济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研究其能否提升生态效率、作为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技术创新又是否为其中的重要传导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一,从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的整体基准回归来看,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省域生态效率,替换数字经济的表达指标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具备稳定性。第二,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就全国整体而言,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正向影响生态效率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占到总效应比重的28.73%,是数字经济推动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传导机制。第三,通过将30个省份划分成东中西三个地区并分别对其进行回归,实证发现,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均成立,其中,数字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本文认为这与地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水平、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融合情况等紧密相连,前述条件相对较好的东中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挥空间更大,更能释放出其对生态效率提升的红利;对于西部地区而言,若能抓住机会,积极引入技术和人才,发展特色数字经济产业,未来通过数字经济改善生态效率的可能性值得期待。最后,基于以上研究论证,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以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把握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实现与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有效保护相协本文基于学术界已有研究,结合内生增长、外部性等理论以及数字经济的特征和规律,对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及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随后,选取我国2011-2019年30省市的面板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研究,分别利用熵值法和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对数字经济和生态效率进行测算,主要分析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以及该影响能否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变量实现。在稳健性检验方面,先将30省市进一步划分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分析了地区异质性;同时,使用各省“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指标的替换变量再次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省会城市到杭州的球面距离与每年除本省外的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标均值的乘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分析。通过实证,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调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些许参考:充分发展好数字经济,释放其对生态效率改善的红利。数字经济对提升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应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着力培养新业态、新模式,引导关注数字产业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正外部性、规模效应、高效资源配置作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投入与成本;积极推进产业融合,助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对传统高能耗高污染要素的逐步改善或替代;同时,充分发挥数字媒介、数字治理平台等对企业及社会群众的引导教育、反馈监督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绿色发展合力。利用数字经济为技术创新创造的基础和环境,发挥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提升的积极作用。其一,继续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关注和投入力度,充分发挥以数字金融为代表的数字经济组成部分对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支持作用,突破融资约束、提升运营效率,鼓励技术创新发展;其二,重视技术创新产出端的发展应用,积极利用数字经济相关的各大创新平台、沟通媒介推动技术创新跨时空的交流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到应用落地的畅通。此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降低产业壁垒、实现“流动行业”的重要作用,促进不同行业领域新方法的协同融合,扩大“技术外溢”效应。在数字经济发展之下,实现技术创新对于经济的“增长效应”、对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作用,实现经济增长的资源生态友好化,提升整体的生态效率。充分利用数字经济提升生态效率的异质性,因地制宜、分区施策。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相关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产业融合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而言,应当继续利用好在数字经济发展上的领先优势,实现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更加密切、更高层次的融合,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对于中部地区而言,应当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查漏补缺”,合理有效推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应用场景等的建设,积极主动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发挥数字经济之于生态效率提升的作用;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经济发展的实体经济基础、互联网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较差,应当着重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重视技术与人才的引进,探寻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数字产业,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于生态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