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问题是困扰各国发展的尖锐问题之一。我国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历经七十多年,终于完成了人类有史至今最为艰难的减贫进程,实现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远大目标,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为世界各国提供消除绝对贫困的优秀模板。然而,我们必须要认识到绝对贫困的全面消除不是扶贫事业的终点,进入后扶贫时代我们将要面对更加严峻和复杂的相对贫困问题。相比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呈现出显著的波动性和区域性,且其致贫因素更加多元、贫困人口分布范围更广、脱贫成本更高且难度更大,然而关于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标准的制定还尚未确定统一方法。相对贫困限制着贫困人口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阻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未来贫困的主要发生地仍然在农村。基于此,研究农村相对贫困标准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整理、分析国内学者对后扶贫时代我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设想后,认为使用提高的绝对贫困标准弱化了地域间差异性对贫困的影响,且该标准的制定有较强的主观性,而使用相对贫困标准还为时尚早,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足够的财政储备来消除相对贫困,若使用多维贫困标准不仅多维指标难以确定,且可能会扩大贫困范围,单独使用绝对贫困标准、相对贫困标准或多维贫困标准都不符合我国实际。因此,基于后扶贫时代应做好绝对贫困标准向相对贫困标准过渡的现实要求,本文考虑将绝对贫困标准与相对贫困标准相结合,并使用修改过的马丁法,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农村住户部分数据,并划分区域以省为研究单位得到农村省级相对贫困标准,该标准是以马丁法的高、低贫困线为上、下界组成的一个区间范围。为研究本文相对贫困标准的合理性,将该贫困标准与现有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进行比较分析,同时还测算分析本文贫困标准下各省农村FGT指数,从贫困的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广度三个方面综合考察各省农村相对贫困程度。此外,为能及时有效防止农村人口返贫,本文还测算分析了农村省级相对贫困标准下各省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即居民未来有可能陷入贫困的概率、贫困脆弱发生率,以期提前瞄准贫困人口,有效提升扶贫效率。本文最后得出以下几点结论:（1）整体来看,省级相对贫困标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其浮动区间下界可与现有绝对贫困标准进行衔接,浮动区间上界高于各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4且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0.6,合理衔接现有相对贫困标准。（2）绝对贫困消除后,相对贫困仍然严峻。农村省级相对贫困线下吉林贫困程度最高,上海最低,且吉林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广度三个指标的数值比均上海高出四倍以上;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贫困程度最轻,而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贫困状况较差,需对该两区居民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精力以改善当地贫困状况。（3）陕西和四川两省农村居民在将来最有可能陷入相对贫困。农村省级相对贫困线下,陕西和四川贫困脆弱性数值最大,且西部地区整体贫困脆弱性和贫困脆弱率均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应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进行重点监测并预防其陷入贫困,特别要关注陕西和四川两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