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华文化的蓬勃发展之世，作为宋代学术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宋代《春秋》学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面临加强中央集权与抵御外侮的时代课题，宋人在啖、赵、陆开创的《春秋》学新风影响下，打破“三传”分野，通过继承、改造与创新，从根本上改变了汉唐《春秋》学的面貌，使《春秋》学进入了繁荣发达、特点鲜明的《春秋》宋学时期。本文正是在充分的文献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以专题研究为切入点，展现宋代《春秋》学的特点、成果及影响。　　宋代《春秋》学非常繁荣发达，在《春秋》学史上不多见，在宋代学术中亦非常突出，为宋代显学之一。它作为《春秋》宋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具有鲜明的特点。论文的第一章“宋代《春秋》学的繁荣与特点”便展现了宋代《春秋》学著述宏富，名家辈出的繁荣盛况，分析了其繁荣的政治与学术动因，揭示了其“舍传求经，会通三传”、“重义理阐发，轻名物训诂”、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与地域性等特点。　　打着“舍传求经”、“直探圣人本意”旗号的宋人，远法汉魏、近承唐代，随着宋代政治与学术环境的变化，继承、改造与创新相统一，对《春秋》经、《左传》、《公羊》、《谷梁》三传、《春秋》起止、正朔、义例、尊王、攘夷等各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论文的第二至五章对之作了系统论述。　　《春秋》得名、《春秋》性质、孔子与《春秋》的关系等关于《春秋》本经的问题是《春秋》学史上的传统问题，宋人根据现实的需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春秋》起止、正朔、义例、尊王、攘夷等其他问题的认识。论文的第二章“宋人关于《春秋》经的讨论与评价”就结合宋代的政治、学术背景叙述了宋人关于《春秋》得名、性质、孔子与《春秋》关系的观点。宋人提出《春秋》在命名之义上有褒贬或赏罚之义;强调《春秋》是“为万世制法”之经，是圣人“存天理灭人欲”的“传心要典”;突出孔子对《春秋》的“创制”之功，同时又紧扣“尊王”之义，批判汉人“孔子为素王”说，指出孔子修《春秋》“不以王者自任”，仍为臣子。宋人的这些新观点，一方面赋予了《春秋》一经更为永恒的价值，一方面也为中央集权的现实政策和复兴儒学张了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是《春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人主“舍传求经、会通三传”，常根据自己解经的需要，取舍与评论三传。因此，三传既是宋人解经的重要材料，也是品评讨论的重要对象，宋人关于三传的认识，是《春秋》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文的第三章“宋人关于三传的论述及评价”，就主要讨论了宋人对三传作者与时代的考辨、三家传注长短优劣的评价以及对三家传注解经的扬弃。宋人继承中唐赵匡之说，论证左氏非丘明，晚出战国或秦汉;根据公羊、谷梁二姓罕见或《公羊》、《谷梁》记事少，推测《公羊》、《谷梁》二传晚出秦汉;对比《公羊》、《谷梁》二传的一些传文论证《谷梁》晚出等等，有的出于主观臆测，有的所持证据有一定道理，亦有牵强附会之处，所得结论也不能令人信服。但启发了后世之思，促使后人去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人认为三家传注各有优劣，三传中《左传》最优，《谷梁》次之，《公羊》最次;三注中范宁最优，杜预次之，何休最次。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三家传注各自的性质与宋学精神共同作用的结果，反映了超越汉、唐，治学主“疑古”、“创新”以及“舍传求经”、“博采诸家”的宋学精神。宋人破除三传壁垒，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左传》家从赴告、用旧史、经阙文等原则，但大大缩小了其适用范围;批驳《公羊》家“黜周王鲁”、“以《春秋》当新王”，发挥“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之旨，是宋代强干弱枝、抵御外侮的现实之需，批判、改造“三世”说为“衰世三变”说，大体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体现了一种历史主义的现实态度。宋人对三家传注的扬弃，反映了他们对《春秋》汉学的全面批判，对《春秋》宋学的重新建构。　　起止、正朔、义例等是《春秋》学中的重要问题，其中起止、义例为汉、唐学者一直关注的传统问题，而正朔则为宋人首倡的新问题。无论是对传统问题的推陈出新，还是对新问题的探讨，都体现了《春秋》学在宋代的新进展与《春秋》宋学的鲜明个性。论文第四章“宋人关于《春秋》若干专题的讨论与评价”，就集中讨论了宋人关于《春秋》起止、正朔、义例等问题的观点与看法。　　《春秋》起止具有特殊含义，汉、唐学者从没怀疑过，但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代学者提出了“《春秋》起止无义”说，引发了时人及后世的争论。赞成“起止有义”的学者，就《春秋》“始于隐公”，提出了因平王之终而始、法天之数而始、因桓王而始、正鲁桓公而始、诸侯始作史而始等几种说法。其中后三种为宋人新说，充分展现了宋人的创新;前二种虽是对前人的继承，宋人也自有新意，如“因平王之终而始”说，被转化成对平王“中兴”问题的讨论，融入了他们对最高统治者实现中兴，收复河山的殷切希望。对“绝笔于获麟”，宋人一方面剔除汉、唐学者为服务当时政治附会的内容，继承了汉、唐学者的文成致麟、感麟而作之说;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绝笔于物理之异、乱极必治之瑞的新观点。无论何种观点，都是宋人在复兴儒学的号召下，宗经、崇圣的表现。　　《春秋》所用正朔是周正，为汉、唐学者共识，无人对之进行讨论。宋代程颐、胡安国等人出于论证《春秋》是“为万世制法”之经、具有永恒价值的需要，提出了“夏时冠周月”说。为批驳此说，家铉翁、旧题郑樵《六经奥论》提出了“夏正”说，周孚、黄仲炎等人则重申周正说，正朔问题成了《春秋》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宋人开启《春秋》正朔之争后，元、明、清三代，正朔问题成了《春秋》学中的热点问题，影响深远。　　《春秋》文简义繁，汉、唐诸儒认为《春秋》中丰富的微言大义能通过简单的文字表达出来，是因为有各种义例。以朱熹、黄震为代表的一些宋代学者却认为孔子作《春秋》据事直书，并没有制定任何义例。他们对所谓《春秋》之例不能通贯全经的指责，切中了“有义例”之说的要害，再加上朱熹集理学大成者的独特影响力，“无义例”之说得到了后世一些学者的共鸣，影响深远。赞成《春秋》有义例的宋代学者继续与深化了汉、唐的“五十凡”与“日月时例”之争，新增了“名称爵号例”之争。无论是对前人争论的继续，还是新辟的话题，宋人的主旨都在打破前人窠臼，建立自己的义例体系。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与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常与时政结合，成为人们表达政治理想，总结治国安邦的经验，寻求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对策的理论依据，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加强中央集权的现实政治需要，内忧外患尤其是南宋偏安一偶的政治局面，使阐发“尊王”、“攘夷”成了宋代《春秋》学的主流。论文第五章“宋代《春秋》学的时代精神——尊王与攘夷”，结合时政，对宋代《春秋》学阐发的“尊王”、“攘夷”大义作了系统论述。围绕王能否贬，宋代形成了绝对尊王派与相对尊王派两大阵营，这是前代不曾出现过的事情。两派虽有分歧，但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尊王”之义。在对《春秋》“尊王”内涵的揭示中，宋人首次对为什么要尊王作了理论说明，使《春秋》“尊王”之义更为完备，也对当时的中央集权政策作了理论解释;何以为王、何以为臣、王与霸的讨论则包含了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反映了他们对儒家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用人唯贤等政治思想的发挥，对中央集权制度的推崇。由于时局不同，北宋学者对“攘夷”的阐发常同“尊王”之义紧密结合，南宋学者则是直抒“攘夷”之义。两宋学者对“攘夷”内涵的揭示没有超出前人谨夷夏之辨、严夷夏之防、以夏变夷的范围，但由于“攘夷”为宋代《春秋》学的重心之一，其在论述上更为全面细致，且与时局变化密切相关。　　不过，由于时代的局限，宋人的《春秋》学研究难免主观臆断、牵强附会之嫌，有很多证据与结论经不起推敲，有的甚至可以说荒谬。如他们对《左传》作者与时代作的各种推测;因公羊、谷梁二姓罕见，推论《公羊》、《谷梁》晚出;因孔子有“行夏之时”的话，便推断《春秋》正朔为“夏时冠周月”等都缺乏坚实有力的证据，经不起检验。　　总之，宋人的继承、改造、创新，使《春秋》作为经典的地位得到巩固，增加了新的议题，有效地推动了《春秋》学的发展。元、明、清以及近现代学者讨论《春秋》时，对宋人之说或赞成或反对，但大致都是对宋人所提问题的继续探讨与深化，没有超出宋人设定的范围。因此，破除迷信，不囿成说的宋代《春秋》学，不仅超越汉、唐，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还下启元、明、清乃至近现代，是《春秋》学史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