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首批开放的三个长江口岸之一,镇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鉴于此,镇江海关除与其他海关一样具有对税收、航政、航道、港务等方面的管理权外,还有其特别的地位与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镇江实际起到了长江各埠总海关的作用,是整个长江通商水域管理权力的执行者。本文试图通过对1865—1931年镇江海关贸易记录的实证分析,来研究贸易影响下镇江的经济的变迁,全文分为序言、正文、结语三部分。　　 序言简要介绍了贸易史的研究现况与已有成果,认为以往的讨论多开展于城市经济发展层面,对镇江这一贸易埠口本身的贸易历史缺乏系统、具体的论述、分析,相关研究也较少利用海关资料。　　 正文第一部分介绍了镇江开埠的过程及因为。　　 第二部分对1865-1931年间的镇江关贸易数据作了统计,并勾画出镇江贸易发展的大致趋势。　　 第三部分分时段对镇江贸易圈的进出口货物的种类、价值、产地、走向作了具体分析,并将鸦片单列出来独立分析。　　 第四部分以正文二、三部分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与非经济层面上论述了镇江贸易地位变迁的因为。　　 第五部分以正文前四部分的论述为缘起引进地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及产业集聚等经济理论分析了镇江经济在贸易变动下的相应变迁过程,指出了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脱离现代生产的贸易地经济发展是影响该地贸易态势发生变迁的根本因为。　　 本文结语部分在肯定了镇江贸易发展在1865-1931年间呈上升趋势的同时也指出,在这一上扬态势中确实出现了较大的波动,这一转折性波动出现于1906年,并对波动因为作出分析。认为镇江贸易地位的变迁是缘于其贸易商品结构之单一、重复,即主要进口产品的类别改变较少,纺织品始终处于进口货物的大宗,出口产品始终以同类初级农业产品为主,且与周边埠口,如芜湖、南京商品种类雷同较多；源于其与周边埠口发生之贸易关系中的辐射效应远弱于回流效应,有限的资本脱离镇江投入生产条件更为优越的上海；源于其自身出产贸易产品之少,镇江本地出产并不构成出口商品的主体；源于厘金制度之束缚；源于其所受海关制度之限。继而探讨了贸易波动下镇江经济的变迁,认为在贸易的带动下镇江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发展是单向的,即只是起于贸易之刺激,而没有利用自身的经济地理优势,发展优势产业,未利用周边贸易区原料供应之便利,贸易交易国家、地区生产技术之进步发展埠口工业经济,并利用这种自然禀赋进行规模生产,从而产生产业集聚获得规模效益。丧失了在近世全球贸易之始,贸易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契机。强调了在近代经济发展的作用下,贸易地经济发展对贸易本身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