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创作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小说主人公霍尔顿青春期的叛逆及其与对虚伪自私的成人世界的不信任,在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情感共鸣。翻译《麦田里的守望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再现原作中复杂充沛的情感。然而,目前针对《麦田里的守望者》译本的翻译研究尚未聚焦于传达与重现原作情感的处理。因此,本文以施咸荣译本和孙仲旭译本为研究对象,从移情视角出发展开研究,旨在通过两个译本的对比分析,展现不同译者在同一文学作品翻译过程中的情感传递情况。本文首先介绍了移情理论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强调了译者在移情中的主体地位;其次,借助移情障碍理论,构建了从源语文本出发来探究译者移情过程的分析框架;最后从词法、句法、篇章三个维度,对施译本和孙译本进行了比较分析,重现了不同译者面对相同源语文本的移情过程,探讨了他们可能遇到的移情障碍,并且归纳总结了影响译者克服移情障碍的潜在因素。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发现和结论:文学翻译移情包括译者对于原作者的移情与译者对于目的语读者的移情两个方面。在向原作者移情的过程中,施咸荣对于原作所传达的部分内容与原作者的某些情感态度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而孙仲旭对于原作与原作者的情感表达则持有尊重的态度;在向目的语读者移情过程中,由于施咸荣所处时代的社会包容度相对较低,因此施译本省略了很多敏感词汇的翻译,而孙仲旭所处的二十一世纪社会包容度更大,译者在翻译中的自由度更大;译者在重现源语文本中的情感时,会面临时空、文化、心理、语言等方面的移情障碍。施咸荣需要克服的主要是时空障碍。由于施咸荣所处时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其引介西方文化的特定翻译目的以及“黄皮书”（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以“内部发行”方式非正式出版的一类特殊图书）的翻译任务要求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所以施咸荣在克服移情障碍时所面临的不利因素较大,而孙仲旭需要克服的主要是心理障碍。因为他的成长环境更加安定,翻译目的与翻译要求都聚焦于重现原作情感,其在克服移情障碍时所受不利因素影响较小。因此,译者在移情时应当辨别自己所需克服的主要移情障碍,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克服不利的内外部因素,努力实现最大程度的移情。整体来看,本研究对于小说翻译的移情研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与完善,拓展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研究视角,对于探索译者翻译小说时的移情心理与重现原作情感的研究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