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彼得·德鲁克在《新型组织的到来》一文中预言,20年后的企业是一种“信息型组织”,知识创新是其生存与发展之道。德鲁克认为,以知识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在生产和制造产品,但其组织形态和整个商业模式都将发生巨大变革。德鲁克的预言铭刻在知识创新的苍穹,印证着知识创新对组织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20年后的今天,他关于新型组织的预言不仅体现在全员知识创新下的扁平化企业、企业合作创新中的知识联盟,更体现在巨群知识创新所催生的知识共同体上面。这种开放性的、民主化的新型组织较传统企业组织有着巨大而深刻的转变。当时代进入21世纪,一种经济的民主性变革正悄然发生,主要体现在开放性、分享性、同侪化以及全球化而构成的“维基”(Wiki)理念上面。像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希腊的民主政治,这场彻底的变革引导着我们进入一个知识、权力以及生产能力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为分散的世界;一个价值创造更加快速、充满破坏性力量的世界;一个只有通过联结才能生存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巨群知识创新。相对于传统的知识创新模式,如企业内部的研发精英知识创新、全员知识创新以及企业间的联盟知识创新,巨群知识创新是一种跨越组织边界的、更加民众化的知识创新模式,具有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本质。这种知识创新模式最显著的特征在于知识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即从企业员工拓展到位于全球各个角落的各种组织与个人,包括企业之外的供应商、顾客、用户、竞争者、创业型中小企业以及各行专家。不仅如此,创新主体的动机也从原来对物质性报酬的单一追求拓展到对社会联系的获取与自我功效的实现。在此情况下,创新者彼此互动却各自独立,创新者之间是一种松散耦合的同侪关系,其创新行为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种大规模、民主化的知识创新活动在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中彰显出巨大力量的同时,也给以企业为中心的传统组织模式提出了巨大的组织挑战:如何使众多独立的创新者实现群体性的知识创新,从而充分利用异质性、分散性的创新资源,有效实现知识的再生产,创造更多的价值。无论是精英知识创新、全员知识创新,还是联盟知识创新,所对应的组织模式是企业或者企业与市场的混合形式。这些组织模式实现知识创新的一个重要假设前提在于创新主体是单一的(即与企业有着雇佣关系的员工)。但是在巨群知识创新中,拓展的创新主体完全打破了传统假设,使传统企业组织对这种新兴的创新模式难以驾驭。由此,无论是商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纷纷将目光投向以网络为中心、以社群为基础的知识共同体。本文将知识共同体界定为新经济时代下旨在实现巨群知识创新的一种组织模式。它以核心组织或个人为发起人与领导者,吸纳与聚合若干创新者,并通过其特有的组织规则作用于成员个体行为,从而实现群体性知识创新。知识共同体的使命在于通过不同于市场与企业的协调之手,从社会这个更为广阔的层面推进知识创新。知识共同体作为一种开放式复杂性系统,其功能在于将分散性的资源投入(创新者的创新才能作为最主要的创新资源)转化为群体性的知识产出(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新结果)。而这种转化的实现基础是知识共同体的组织规则。在巨群知识创新中,创新者的行为具有很大的自主性,对创新的成功实现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知识共同体就需要特定的组织规则影响与作用于创新者的个体行为,即鼓励与促进其正面积极的行为、约束与规避其负面消极的行为,以实现群体性知识创新。尽管组织规则作为组织行为无可争议的前提以及在组织中的基础性地位而往往被忽视,但是一旦遇到组织变革,就如冰山浮出水面,成为区别新旧组织模式最为显著的标志,揭示出新型组织的本质。由此,组织规则是我们研究知识共同体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阐述了研究的背景与前提。论证了巨群知识创新的兴起;总结了巨群知识创新的主体在构成与动机上的特征;基于创新主体的知识背景差异与潜在利益冲突划分了巨群知识创新的四种类型;分析了巨群知识创新的组织挑战,从而为知识共同体的研究做好了铺垫。第2章阐述了研究的理论框架。首先界定了知识共同体的内涵,强调了组织规则对于组织研究的重要性,回顾了组织规则的研究历程,总结了知识共同体组织规则的现有相关研究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巨群知识创新的成功关键—多样性与一致性,确立了研究组织规则的起点。组织规则由此被划分为多样性规则与一致性规则。第3章与第4章在分析巨群知识创新过程中成员个体行为的基础上,分别对多样性规则与一致性规则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得到关于知识共同体组织规则的四组命题。第3章分析了知识汇聚与知识创造环节中的成员个体行为,并由此探讨了多样性规则。在知识汇聚中,多样性规则体现为创新空间促进了创新者对自身创新能力的自我识别以及对创新任务的自我选择,同时角色定位促进了成员组织认同的建立,两者共同吸引了创新者的加入,使更多的创新资源得到汇聚。在知识创造中,多样性规则体现为互动平台与边界客体促进了创新者之间的知识互动,使更多的新知识得以创造。这些规则实现了巨群知识创新所必要的多样性。第4章分析了知识整合与知识占有环节中的成员个体行为,并由此探讨了一致性规则。在知识整合中,一致性规则体现为质量控制与创新资本家有效降低了成员的卸责行为与盲目行为,从而使新创知识的质量与商业价值得到提升。在知识占有环节,一致性规则体现为拓展的知识产权与基于信任的行会规范促进了成员在知识的分享中获得收益,规避了成员可能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使创新利益得到更合理的分配。这些规则实现了巨群知识创新所必要的一致性。第5章是多案例分析。通过对七个案例的案例内分析与跨案例分析,验证了关于多样性规则与一致性规则的命题。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组织规则在不同创新类型下的特征,并进一步总结了组织规则与情景变量(创新主体之间的知识背景差异与潜在利益冲突)之间的关系,以提升研究的应用价值。最后一章是结论与启示。我们通过对比知识共同体与传统企业组织的组织规则,揭示了新旧组织模式之间的本质差异,加深了对知识共同体的认识。最后,我们展望了未来相关问题的研究,并结合中国实情探讨了本文研究的实践价值。本文最大的理论贡献在于:基于巨群知识创新的组织挑战,以组织规则为切入点,揭示了知识共同体的本质。即知识共同体作为“第三只手”(企业作为看得见的手,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影响与作用于若干创新者的个体行为,从而实现群体性知识创新。具体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本文基于创新主体的拓展总结出知识创新模式的演进趋势,对新兴的巨群知识创新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包括创新主体的特征、创新类型、创新成功的关键因素以及组织挑战。第二,本文结合巨群知识创新的过程,针对创新过程关键环节中所涉及到的成员个体行为,全面而系统的探讨了知识共同体的组织规则,提出了关于多样性规则与一致性规则的四组命题。第三,本文总结了知识共同体的组织规则在不同类型的巨群知识创新下的特征,并进一步总结了组织规则与关键情景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升了本文研究的应用价值。本文不仅拓展了现有的组织理论研究,也启发着商业实践的革新。尤其对中国企业而言,其跨组织大规模协作的焦点从实物制造向知识创新转移,是中国企业摆脱“世界工厂”的困境而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增强全球竞争力的契机与突破口。尤其是在中国企业自身创新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将知识共同体与自身的商业模式有机融合,充分利用巨群知识创新来实现自身的杠杆式成长,是中国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未来选择。正如泰普史考特和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一书中提醒我们的那样:“一个巨大的转变正在展开,一种新的商业规则正在形成:企业必须驾驭新的合作形式,否则就会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