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乔·阿甘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将生命政治学说重新推介在世人的面前，与以往基于“考古学”角度的解释不同的是，他从结构性角度出发分析了内嵌于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中的分隔状态：法律和法律的例外，并通过对“神圣人”、“赤裸生命”、“例外状态”、“形式生命”等关键概念的解读，披露了现代西方政治的根本危机：生命被完全捕获进政治之域降低为无可缩减的赤裸生命，现代政治是建立在赤裸生命之上的死亡政治，制造更多的赤裸生命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目的。
　　阿甘本从词源学上追溯了古罗马法的“神圣人”概念，遭到俗世和神界(法律和法律之外)双重排除的人即为神圣人，神圣人的生命就是赤裸生命；通过吸收卡尔·施密特“主权的悖论”和“例外状态”理论，阿甘本建立了现代政体中的主权展布逻辑；阿伦特的极权主义思想和关于集中营问题的讨论成为了他分析现代西方民主政体危机时新的启发。基于这些基本理论，阿甘本表达了他哲学语境下的生命政治逻辑：当一个政体由于内部或外部的动乱而遭遇持存危机时，主权者便拥有绝对的权力决定是否悬置日常司法条例从而宣布国家进入例外状态，人在例外状态中失去一切本应受到的保护，成为暴露在至高权力之下无可降低的纯粹的赤裸生命。以此阿甘本披露了西方政治的根本危机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所有人都是潜在的神圣人。面对这种危机，阿甘本做出了他的政治哲学思考。他呼唤弥赛亚式的“随时到来的共同体”，主张通过终结主权国家的形式打破共同体的原始分隔结构，激发人思想的潜能从而出现一种生物生命与政治角色不可分离的形式生命。这种单一的政治泛化理解脱离了现实的物质条件和基础，使阿甘本的理论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