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效力和专利侵权的审查由两家不同的机关分别掌握的专利制度被称为专利“双轨制”。这种制度设计下,两个程序容易相互嵌套,产生包括循环诉讼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造成行政司法资源的浪费和当事人的不满。目前可行的解决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专利效力审查的权力授予司法机关,由法院一站式地解决专利行政和民事侵权案件;二是将专利侵权审查的权力划归行政机关,由专利局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从2003年中国的专利无效第一案开始,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在努力推进第一条道路,但这类判决一直被最高法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驳回。于是学界退而求其次,提出专利权无效抗辩的概念,试图曲线救国,相关讨论汗牛充栋,修法建议不胜枚举,但在法院无专利效力审查权的大前提下,这一提议无异于空中楼阁。近年来行政部门也在积极地尝试扩充权力边界,试图通过对损害赔偿请求数额施加影响的方式介入专利侵权审查,但在行政机关无专利侵权审查权的前提下,此举有裁判员强行下场参赛之嫌。本文持第三种立场,既不赞同在民事侵权诉讼中引入专利权无效抗辩,也不赞同设立行政机关主导的专利侵权审查机构,而是通过赋予被控侵权人以专利不侵权抗辩的方式,使民事诉讼回归平等当事人之间的私权纠纷本质,专注于被控侵权技术方案的比对,而非专利权本身的技术方案是否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将专利侵权审查和专利效力判断彻底脱钩,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由于行政机关的相关构想在本文写作时只是纸面上的方案而缺乏实践案例可供参考,所以本文着重于对专利权无效抗辩的批判。第一章通过梳理专利权效力司法审查的实践历程,得出专利权无效抗辩缺乏法律依据的结论。北京地区的法院系统最早尝试在专利行政诉讼中直接作出无效判决,但这种尝试随后被最高法院以缺少上位法依据为由制止,于是地方法院转而在专利侵权案件中直接作出专利无效判决或基于专利存在被无效的可能性而作出不侵权判决,但这一尝试再次被最高法通过案例纠正,理由同样是缺少上位法依据。第二章通过比较法研究的方法,得出引入专利权效力司法审查无必要性的结论,同时,指出由行政机关主导的一站式解决方案在我国同样于法无据。境外与中国采取类似双轨制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很多以修改法律的方式引入了专利效力的司法审查。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引入专利效力的司法判断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特殊的历史、政治、制度环境所产生的路径依赖,而这些特殊因素在我国并没有对应物,因此域外转向专利效力司法审查制度并不成为我国作出同样转变的当然理由。这种梳理反驳了国内指责最高法逆全球潮流的观点,反而证明最高法坚持在没有上位法依据的前提下法院不得涉及专利效力判断的合理性。第三章通过对于现有技术抗辩的梳理,给出不引入专利无效抗辩下解决该矛盾的可行方法,即专利不侵权抗辩,反驳专利权无效抗辩不可替代的结论,并给出了具体的修法建议。在尊重当事人提高诉讼效率和最高法坚持上位法依据这两方面诉求的前提下,通过分析现有技术抗辩和专利新颖性的关系,发现两者为法律定义上的矛盾关系和法律实务中的反对关系,并将这种逻辑关系类推适用到创造性与显而易见性、实用性与权利要求清楚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判断被控侵权的技术方案是否具有显而易见性和涉案专利权利要求是否清楚,而非判断专利是否具有创造和实用性的方式构建基于法律条文和司法实务的专利不侵权抗辩。综上所述,专利权无效抗辩缺乏上位法依据、无引入必要、其针对的问题有合理的可替代方案,因此学界对于专利权无效抗辩的讨论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