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中最常见概念之一。其出现甚早,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听取予以书契”的记载。早年契有“军事盟誓”和“民事约定”两层含义,之后其意义逐渐固定到后者。国家对违负契约行为的惩治也始于西周,后成为历朝历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秦汉汉至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间,国家对违负契约行为的规制不断发展。以现有史料为据,唐代首次以负债违契不偿为罪名将违负契约行为写进制定法中。律文对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和法律责任做了全面的规定,并且结合唐律中阻却事由和免责事由的规定,形成了负债违契不偿入罪的完整判断标准。负债违契不偿罪进一步与《唐律疏议》中其它规制契约和债权债务的罪名一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管控体系,为唐代民间的经济活动制定规则、提供保障。而从唐代负债违契不偿罪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多方面分析,我们又可以看出其实践过程中,民间实践对国家法律的遵循与背离,以及国家立法与民间习惯的冲突与共存。将负债违契不偿罪的法规范与法实践综合在一起,可以一窥其背后深厚的法文化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