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不断加速,出现了举世震惊的“增长奇迹”。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的拉动,但随着贸易战的打响和新冠疫情的爆发,出口的拉动作用受到了严重冲击,而投资则面临着产能过剩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经济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性也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处在“晋升锦标赛”下的地方政府,会因为政治动机和财政分权制度的存在而在财政资源配置上出现一定的偏向性。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的各类经济行为产生的经济效应会作用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从而对于需求端的消费产生作用,但对于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与需求端的居民消费结构考察涉及较少。基于现实需要和理论需要,本文以地方政府竞争为视角,研究了政府进行财政资源配置时受到政府竞争的影响,会出现什么样的偏向,对于居民的消费结构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在财政缺口长期存在和财政软约束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目的主要通过经济行为得以实现,表现为其它类似地区进行“攀比”的策略性互动,在影响本地区消费结构的同时,跨越地理范围限制,对于其他地区的居民消费结构也产生影响。本文进行在相关文献回顾之后,首先从公共品供给偏好、对资本的偏好和财富分配偏好三个路径在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地方政府竞争下财政资源配置情况,然后对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情况进行了考察,之后构建适当的空间计量模型,使用30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实证了政府资源配置对于居民消费结构的本地效应和外溢效应,并进行了相关的进一步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财政资源配置过程中,生产性公共品供给比例的增加、第二产业比例的上升和财富分配中存在的政府和企业偏向,都显著抑制了本地和邻近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通过地区交互效应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其中的地区外溢效应存在着明显的“俱乐部收敛”式集群现象,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尤为明显。政府财政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对居民消费结构的抑制作用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产业结构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中、西部对于东部,公共品结构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东、中部对西部。财政资源配置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在东、中和西部产生了清晰的异质性。从交互项分析来看,地方政府竞争增强了相关财政资源配置手段对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负向作用,且财政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削弱了居民收入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