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作为老庄体道哲学的“功夫”和“境界”,表征着精神的自由和心态的非功利,自然空间的“自然”属性与“忘”的此种内涵相契合。自然空间在文学进入自觉期的魏晋后,从纯粹物质意义上的地域空间转变为文学艺术审美观照的对象,同时也影响着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和个性人格。山水意象与“忘适”审美心理、江湖意象与精神适存空间以及“游”的特殊文化内涵都说明自然空间已经成为文学表现“忘”精神意识的载体。从空间视角观照“忘”,是对“忘”进行方法论考察的背景参照。沿着庄子之“坐忘”和“得意忘言”,以《文心雕龙》为中心,可从审美创作心理和言说方式两条路径探讨“忘”在文艺创作实践中的运用。就审美心理而言,刘勰承庄子“坐忘”思想,为“贵在虚静”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方法。针对创作中心物关系的处理问题,刘勰提出“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一方面强调了心与物的互动,另一方面揭示了“感物”过程由“随物”而后“与心”的渐进性;“吐纳”和“物我互赠”则更进一步突出主客体的双向影响,尤其是客体之物能使主体有所“纳”的功能;“忘”的抛弃、否定意义与西方现象学的“悬置”有相通之处,通过悬置处理后的个体情感被控制在最适合进行审美活动的范围内,刘勰“控引情理”的思想与此相类;刘勰所说的“神遇”即审美迷醉,是创作心理的最佳状态,这种无意识状态下的“忘”,其产生不受主观意识控制却又有赖于主体长期的心性艺术修养;在所有“忘”的创作心理中刘勰始终将“情”置于“不忘”,在“贲象穷白”的审美理想中使“采”在情感的“不忘”中巧妙地被“忘”。就言说方式而言,刘勰以“文外重旨”消解语言表意的局限性,“寄意言外”成为文学创作摆脱“言不尽意”困境的途径;“余味曲包”是产生言外之意的方法,此后,“味外之旨”、“韵味”、“余味”等成为古代文学特别是诗歌所追求的理想审美效果;“忘”在言说方式上还蕴含着简洁与含蓄之意,“简言达旨”和“隐义藏用”是对文学语言简洁而含蓄的审美要求,“含蓄”此后成为古代诗学领域的重要内容;刘勰对创作主体个性的重视使他认为文学语言的个性实为“忘我”中“有我”,但个性化的语言创作需要在“因情立体”的恰当选择中进行。《文心雕龙》对于“忘”作为具体的创作方法在文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开辟了“忘”的方法论阐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