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有着悠久的翻译历史,最早的翻译活动可追溯到周代。自从有了翻译活动,人们就开始探索翻译思想,并总结出种种和翻译方法,这些思想几乎涉及了翻译领域的各个方面,为当今的翻译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持。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始于东汉,许多优秀的译者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释道安首先提出译文要贴切原文,是直译理论的代表。到了唐代,玄奘认为佛经的翻译标准是既要紧贴文本,忠实原义,又要考虑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到了清末,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译事三难,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五四”运动之后瞿秋白指出,翻译,要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三十年代初,译界开展了信与顺的辩论。通过这些辩论,中国译界对原文内容和原文形式之间的辨证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随着时代的进步,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人们对翻译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单纯的传递原文的意思已经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翻译的目的在于通过两种语言的转换来传递思想,进行文化的交流。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翻译理论界就掀起了文化研究的热潮,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被看作是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日两国之间的交流不断加深,有关日汉翻译的学术研究也逐渐得到重视。不论是在语言和文化上,两国既有共通之处有存在很大区别,由这些区别引发的文化和词汇上的空缺,以及对相同事物的不同理解和表达上的差异,给日汉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不同文化的国家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同。通常字典中只有解释,并没有针对翻译的生动的译文。在翻译时,应该考虑概念意义和附加意义两方面。惯用表现与民族文化紧密相连,离开了文化背景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和应用,更不用说恰如其分的翻译。此外,修辞也是一个民族对事物的认识,与文化密切相关。不同国家的人因文化的不同寒暄的方式也不通。日本人含蓄,中国人直接、朴素。再讲日语的寒暄语翻译成中文时,不可能与中文一一对应,此时只好译成汉语中相近的意思。在翻译方法上,关于归化和异化之争,没有必要将归化和异化对立起来,应考虑到原作作者的意图,原文的表达方式,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都拥有其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