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全球变暖、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等日益严峻的全球挑战,在政府发挥带头作用的同时,公司应当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并对外部利益相关方负责的主张和观念逐渐成为国际共识。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首次提出代表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ESG概念,旨在鼓励企业和投资者将非财务因素纳入生产经营和投资考量,发挥资本市场引导绿色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2030.60双碳目标,我国ESG投资和相关法规政策的发展随之进入快车道。ESG体系的核心在于建立一套统一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和信息披露框架,以指引投资者和企业在追求经济绩效和社会价值之前实现平衡。ESG概念的兴起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以团队生产理论为代表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不断冲击着股东中心主义在公司法中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推进和负责任投资理念的兴起为建立统一的ESG披露框架和评价体系提供了动因和条件。在国有企业改革、资本市场与国际接轨、绿色经济发展转型的语境下,我国ESG信息披露逐步进入国家立法的制度层面。《公司法》、《民法典》将“社会责任”列至总则,2020年新修订的《证券法》新增“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保护制度”专章,为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奠定了基础。2016发布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2018年证监会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确立了强制性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然而,由于缺少配套措施,各类标准林立且缺少程序性规则,有关ESG信批的强制性规定在实践中效力有限。基于此,本文一方面从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现状的特点入手,探索其规范趋势和制度困境;另一方面通过借鉴国际组织的标准制定及欧盟和中国香港地区的相关立法发展,提出完善我国大陆ESG信息披露法律规制的建议。首先,本文简要回顾了企业社会责任和ESG信息披露的概念起源和在国内的引进和发展,指出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国有企业改革加速以及可持续和绿色经济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构成了我国ESG信息披露的现实基础和驱动力。随后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的立法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顶层设计和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促使我国ESG信息披露制度呈现出由自愿走向半强制和强制的趋势,但在实践中仍呈现出整体强制效力不足,缺少统一标准的缺陷。其次,本文通过对以联合国体系为代表的国际组织ESG框架和以欧盟、中国香港为代表的ESG法律规制的综合研究,从强制效力、适用范围和立法与监管主体三方面分析和总结ESG法律规制的发展规律,论述“不遵守就解释”原则在ESG信息披露立法设计中的作用。最后,基于前文关于我国ESG信息披露现状的研究和域外相关经验的启示,结合法学理论从建立统一 ESG强制信息披露框架和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软法构建两方面对完善我国ESG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提出建议。目前,国内关于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的研究常散见于关于绿色金融、碳交易、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合规等方面的内容,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采用比较分析和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沿革为研究对象,结合法学和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并融合金融、管理、环境学等跨学科知识,既从动态层面比较相关法律规制的沿革发展,也从静态层面对有关法律规定的同质性和差异性加以对比,从整体上对国内外企业社会责任和ESG信息披露制度进行综合研究,并从建立统一的强制性披露框架和推进责任软法规制两方面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