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行政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具体而言：建国初单位制的发展和社工专业的取消，表现为二者的断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街居制的主导和社工教育的发展，表现为二者的失调；之后社区制的推行和社会工作的实践，表现为二者的共存。目前，随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型和专业性实践的加深，城市行政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共存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北京模式（嵌入式）、深圳模式（政府购买岗位社工）和广州模式（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等。本文选取广州模式，运用个案分析方法，论述了两种社会工作在城市实践中的互构，并建构了二者的谐变路径。研究表明，行政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均有其自身发展的合理性。因此，二者的发展绝不是二元对立视角下绝对化的类型选择，而应该是这两种社会工作在社会实践的参与过程中通过平等协商达成的相互认可。文章基于社会互构论的认识，运用“互构谐变”的观点，描述并分析了两种社会工作在服务领域与服务对象、服务目标、服务机制、价值、服务内容与服务方法和项目末期评估六个层面的共识和冲突。其中，二者的冲突表现为：在服务领域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与服务方法和项目末期评估三个方面表现为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先设指标和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在服务目标方面表现为维稳的目标和助人的目标之间的对立；在服务机制方面表现为政府主导下的不平等合作关系；在价值方面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矛盾问题。受上述冲突的影响，专业性社会工作在实践中不能实现自己“专业化助人”的目标，行政性社会工作也不能完全达成维持社会稳定的理想。因此，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是当下需解决的问题。基于行政性与专业性社会工作的冲突，本研究建构了二者在服务目标、服务机制、价值和先设指标与实际需求四方面的谐变路径。通过谐变的两种社会工作实现了优势最大化，有利于我国城市社会服务质量和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