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界对孟浩然其人其诗的研究触角不断延伸,孟诗之“流变”即孟浩然接受研究逐渐成为一大热点,而对孟诗之“源起”即孟浩然诗歌创作的艺术渊源研究则缺乏必要补充与系统总结。要厘清孟浩然作诗继承了哪些思想文化,师承于哪些历史人物,又从自然山水中汲取了何种滋养,无疑要从孟诗的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去入手。儒家的仕进思想主导了孟浩然积极进取的人生追求,而在求仕无望时,儒家的“独善其身”、佛道文化中的清静无为,成为他向往隐逸闲适生活的理论支撑。求仕受挫后的向佛问法是纾解抑郁的良方,漫游经历中的求仙访道使其人品与诗品均显得宏阔洒脱。此外,对于魏晋风度、初唐诗学与盛唐气象等时代因素,孟浩然都进行了承传,又都服从于他的个性气质。人格思想上,他仰慕屈原等楚辞作家的高洁志趣：诗歌创作上,他借鉴了楚辞所特有的楚地风味与比兴传统。对于历朝历代的隐士他表示出认同,尤其仿效庞德公隐居鹿门山,更在题材、技巧乃至人生经历上全面效法陶潜。两汉魏晋南北朝的达官显宦、文坛领袖、世外名家与落魄才子,他都能虚心学习其长处。尤其对于谢灵运等南朝山水诗人,孟浩然在造境构象的技巧上进行了模仿与超越。至于初唐、盛唐的诗人,他主要在与其进行的诗文酬唱中收获了友谊,砥砺了诗艺。孟浩然的一生平淡无奇,但他的诗作却在盛唐恢弘气象中闪烁着清淡自然的异样光彩,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江山之助”。他写遍了襄阳山水,以其充实诗作内容、烘托意境、抒写抱负,而襄阳山水最终成为他的代名词；两上长安都是为了经世致用的抱负,理想与现实的不可调和与京洛山水的洗礼激发了他的诗兴；吴越之地多奇山秀水,孟浩然终于走出求仕不利的阴影,转悲为喜,在寻仙访友中多发诗兴；他也数次到访三湘、巴蜀,壮年时气吞山河,人至暮年则多了闲卧轻舟的恬淡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