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作为基金市场最重要的参与者,其投资行为直接决定了基金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本文以基金隐性行为作为研究主题,分析了基金隐性行为的成因,并研究了其对基金投资者的收益和风险产生的影响。本文分析内容包括理论分析、实证检验和深化分析三个部分。理论分析方面,为理清基金隐性行为产生的微观机理,本文第四章第一节在给定相关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了基金经理二元博弈理论模型,从理性人角度出发研究了基金经理风险承担和基金业绩对基金隐性行为影响的微观机理。理论模型的结论表明:基金经理风险承担越高,基金隐性行为越多;基金业绩与基金隐性行为无关。此外,理论模型的结论还表明,外部竞争者从基金隐性行为中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基金隐性行为越少。这一理论结果弥补了基金隐性行为研究领域中的空白。实证分析方面,为检验上述理论模型的正确性,本文收集了 2006年至2015年间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数据,构建了计量分析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检验。本文在Kacperczyk et al.（2008）和申宇等（2013）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别利用线性回归法和非参数回归法,首次提出两种基金隐性行为衡量指标。实证结果表明,Kacperczyk et al.（2008）提出了收益率缺口法（return gap）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构建的基金隐性行为衡量指标不仅能够很好的反映中国实际情况,且相较于已有衡量指标更加稳健。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半参数可加模型对理论模型的结论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基金业绩与基金隐性行为无显著相关性;基金经理风险承担与基金隐性行为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基金隐性行为随基金经理风险承担的增加呈先上升、后下跌、再上升的N型非线性关系。为检验我国股票型开放式基金的隐性行为是否具有持续性,本文借鉴Lee and Swaminathan（2000）的研究方法,构建了基金隐性行为持续性模型,研究了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隐性行为的持续性问题。通过将全部样本按时间分为形成期和检验期,本文分别计算了在形成期按隐性行为从大到小排序的前20%基金与后20%基金在未来两年的检验期内的隐性行为,结果发现前者的隐性行为在未来半年的检验期中均显著高于后者,证实了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隐性行为具有持续性。这一研究在国内外尚属首创,它为基金投资者识别基金的优劣提供了经验方法和有益的借鉴。为检验基金隐性行为对基金业绩的影响,本文第五章构建了基于五因子定价理论的APB业绩衡量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基金隐性行为越多,基金业绩越差。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隐性行为无法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基金经理是否会利用基金隐性行为掩饰其无能值得关注。通过构建基金经理买入能力和卖出能力衡量指标,本文第五章第三节研究了基金隐性行为与基金经理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基金隐性行为越多,基金经理买入能力越差;基金隐性行为越多,基金经理卖出能力也越差。本文对基金隐性行为与基金风险调整进一步的深化分析,检验业绩排名较差的基金经理是否会利用隐性行为增加投资组合风险。通过构建基金经理博弈理论模型,研究了基金风险调整的理论机制,结果发现上半年业绩排名较差的基金经理在下半年并不会主动增加投资组合风险,上半年业绩排名较好的基金经理在下半年也不会降低其投资组合风险。为检验理论模型的结论,本文将基金总风险调整分解为显性风险调整和隐性风险调整,检验上半年业绩排名较差的基金在下半年是否会利用隐性行为增加投资组合风险。实证结果表明:总的来说,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并不会通过隐性行为增加投资组合风险。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当上半年股票处于上涨趋势时,上半年业绩较好的基金在下半年会降低投资组合风险,然而这只不过是基金投资组合自身波动所造成的假象;当上半年股票处于下跌趋势时,基金业绩越好,基金反而越会增加投资组合风险。本文的研究基于基金隐性行为这一新的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了基金隐性行为的成因,检验了基金隐性行为对基金业绩和风险的影响,为基金投资者提高投资分析能力,识别优质基金经理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也为基金监管部门完善基金监管体系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