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工人生产和生活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这一时期工人群体的典型代表,煤矿工人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T矿煤矿工人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这一群体的构成、入矿情形,所处的经济、政治、文化状态,以及日常生活,探讨六十年代煤矿工人在国民经济调整背景下的工农关系及其身份建构过程。农民是工人群体的主要来源,对于煤矿来说更是如此。T矿作为一个六十年代初的新建矿,其招聘的工人大部分是农民。六十年代初,“大跃进”余温未散,经过合法甚至非法途径入矿的农民涌入矿山,成为煤矿主要劳动力。可是,随着煤矿中“跃进”后遗症的显现、整体国民待遇的下降,以及这一时期工农之间信息的偏差,煤矿中出现大批工人回农村的“倒流”情况。一方面,这严重影响到煤炭生产与供应,危及国民经济调整的大局,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经由农转工的人而言也意味着他们个人身份未能完全转化。但是,现实中危急的调整局势和紧张的煤炭生产任务,要求党和国家必须型塑出符合社会主义国家建设需要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进而调动其生产积极性,完成国家任务指标。为防止工人“倒流”,同时将入矿农民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工人,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要是以制度规范工人的日常行为;以工资为工人提供劳动力再生的直接经济来源,满足工人自身及家庭生活的需要;以福利待遇解决工人自身无法解决的生活困难,使工人更加安心的参加生产工作;以劳动保护保障工人在生产工作过程中的安全,降低工人发生工伤事故的概率。总之,在以工资为核心的各项经济保障中工人享受到农民不曾享受的待遇,其身份建构逐渐成形,工人身份的认同亦不断加深。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工人身份的建构不仅仅只是依靠制度约束和物质保障,还体现在党和国家对于工人“无产阶级”思想的塑造上。面对工人队伍中各种各样的“非无产阶级”因素,矿方通过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建构着工人的集体身份意识和国家认同,并间接影响生产。制度层面之外,煤矿工人的日常生活最能反映他们自身的认知体悟。在经济困难时期,企业办社会的模式,使煤矿工人的基本饮食与生活需求得到相对充分的保障,让“吃得饱”成为他们对那个年代最幸福的记忆。尽管煤矿的制度管理、物质保障及思想教育为工人的身份建构奠定了基础,但其身份建构情形却并不相同。在T矿中,绝大部分工人身份建构成功,他们工作积极努力、思想先进,被煤矿给予更多的物质的和精神奖励,工人自身也从中获得自信,对工人身份更加认同,其工人身份建构的程度亦逐渐加深。但于此同时,也有少部分工人在身份建构上遭遇顿挫。煤矿工人身份的建构与其他产业工人有显著差别,集中体现在婚姻中。煤矿工人虽然在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翻了身,在农村的婚姻市场上占据优势,在城市的婚姻市场中仍然受到歧视。这成为煤矿工人高光形象下的一抹阴影,然正是这抹阴影,无形中又增强了煤矿工人与农村之间的联系。总之,在六十年代国家通过各项政策,对与农村关系密切的煤矿工人进行管理与保障,培养了一批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积极服务的劳动者,稳定了煤矿生产队伍,保障了煤炭供应,为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基础。这一过程,充分反映了国家对社会主义工人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折射出煤矿工人在工农关系中的一些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