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治理关乎着国家社会稳定和改革事业发展,突发事件尤其是现代危机越来越具有跨治理层级、跨行政区划、跨职能部门和跨治理主体的跨界特征,危机的跨界性质使得传统的行政区划分割、少数部门处置、单一主体应对已无法满足现实的应对需求,决定了需要跨层级、多地区、多部门、多主体长期协同加以应对,我国的危机治理已呈现出明显的合作共治现象。政府和社会是公共事务的两大治理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我国重大政策的决策者,同时又是强有力的动员者和组织者,因而现实中跨界危机的处置必然会涉及到政府、社会、执政党等多元主体共同协作应对的问题,而协同结果的好坏受着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为提高协同治理的效果,关于跨界危机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与分析,发现目前学界对跨界危机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制度—行动、主体—能力、认知—心态三种研究视角,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融入巴利技术结构化理论中提出的技术因素,并结合爱默森等人构建的协同治理综合性分析框架,深入联系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体制的实际国情,提出了跨界危机协同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的“结构—能力—行动”分析框架。基于我国跨界危机协同治理的现实情况,文章将结构因素分为规则和资源,其中规则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将能力因素分为决策力、动员力和执行力。通过案例分析法的研究方法,以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了结构因素和能力因素对疫情防控初期响应、应急围堵及常态化防控三阶段的影响,并对跨界危机协同治理的规则、资源、决策、动员、执行五方面困境及施行奖惩促进规则实施、科技创新助力资源运用、循环学习提升决策能力、有效整合提高动员效能、多措并举加强执行力度的行动调适进行了讨论。研究发现:1.明确的规则和充足的资源有利于跨界危机的协同治理,不过需要执行力作支撑,如果缺乏执行力,那么协同效果依旧比较差。通过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初期响应、应急围堵、常态化防控三阶段的分析发现,正式制度和无形资源三阶段都有具备,然而初期响应阶段的防控效果并不理想,结合问卷调查和新闻资料发现,这一阶段虽有具备正式制度和无形资源,却未能有效实施与执行。应急围堵和常态化防控两个阶段,对规则和资源的相关因素实施了有力的执行,防控效果得到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其中中央政府的有效推进是执行力由低到强转变的重要原因。我国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决定了中央相对地方拥有更大的调配权,同时央地职责同构的组织架构决定了中央的指导方针是地方推行相关举措的重要依据和必然要求,因为政府相对其他类型的组织更容易受到问责制度和追责机制的影响,中央政府的参与和介入,能够对地方政府提供指导且施加压力,进而推进地方政府跨界危机处置工作的开展。2.执政党的决策力对跨界危机的协同治理有重要影响,决策反应不灵敏极易造成丧失危机最佳处置时机,而精准果断的决策有利于明确危机治理方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公众对湖北及武汉初期响应阶段的行动尤其是对处置时间和信息公开表达了质疑和不满,之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果断作出武汉“封城”等一系列精准决策,有效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蔓延。高度不确定的复杂情境决定了决策者可能承担的决策风险和政治责任以及需要承受的重大决策压力,我国执政党根据疫情不同阶段面临的不同情境任务,因时因势调整方针政策,有利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的工作。3.我国新型举国体制有利于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而关键在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共产党有着深厚的动员传统与动员经验,而且中央集权行政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模式最显著优势在于特殊时期可以快速做出重大决策并迅速调集人财物资源开展工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力量,实现了最高层动员、中坚力量动员、市场及群团组织动员的三结合,快速有效地推进了疫情防控中的资源筹集、科技攻关、疫苗研发等工作,构建起了群防群治的抗疫战线,为疫情防控提供了人员、物资、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4.执行力对行动效果会产生影响,如基层的执行力、技术的执行力、专家的执行力等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得到了明显体现。疫情初期响应阶段,暴露出了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存在基层医疗卫生组织机构不健全、专业人员数量少、监测预警能力弱、应急物资储备少、后勤保障跟不上等问题。疫情防控的后两个阶段,我国通过建立医疗资源库和医疗救治专家组、对医用物资和生活物资进行统筹管理、第一时间准确简洁直观通报各类重要数据、采取减税免息促进复工复产等措施,推动各方有效协同配合,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