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汉代时虽已有把其从《礼记》中抽出单独研究的情况出现,但是在唐宋儒释道三家相互影响和渗透之下,《中庸》才真正为儒者所重视。一方面,儒学想要确保主导地位就必须迎接佛道两教心性学的挑战(特别是佛教),而儒家经典《中庸》恰恰具有心性学和形上思想的特点,《中庸》自然成为研究的不二选择。另一方面,佛教为了使自己在中国本土生存,也不得不利用儒家经典《中庸》来阐明佛儒思想的一致性、论证佛教义理的高明性。此外,宋代统治者对《中庸》的重视也对《中庸》学研究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因此,北宋时期《中庸》学研究达到了高峰。北宋儒者建立“诚”本论,基本完成了对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庸》“诚”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儒家形上体系的建构过程。本文在此就将研究范围聚焦在北宋时期的《中庸》之“诚”思想发展。《中庸》中的“诚”首先是道德范畴,意为诚实不欺、真实无妄。“诚”可分为天道之诚和人道之诚。此外,“诚”还具有神秘的倾向。《孟子》、《荀子》书中对《中庸》之“诚”思想的继承有所不同。孟子改变《中庸》以情释性的方法,采用以心释性,于是“心体”被无限夸大,人只要反身而求就能达到“诚”。荀子不赞成孟子将“心体”无限夸大的观点,主张“诚”与“中庸”相结合,以礼来制约,进而达到“诚”的境界。唐代孔颖达在注疏《中庸》时,把“诚”全部转变为“至诚”,使“诚”的内容进一步明确。韩愈、欧阳詹都重视《中庸》,对其中的“自明诚”思想有所研究。但真正大力提倡《中庸》的是李翱。李翱赋予了“诚”以新的内涵,指出“诚”具有“不动”、“静”的特点,这明显受到了佛道思想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北宋《中庸》研究大概是从释家回流而重入儒门。因此,北宋《中庸》之“诚”思想研究包括佛教学者和理学家的研究。佛教高僧契嵩指出《中庸》虽讲“诚”,但并没有明确产生万事万物的本源,以及人道何以会如天道一样具有“诚”。契嵩的诘难可以说正是儒者所急需解决的问题。理学家内部对《中庸》“诚”思想的研究情况大致又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理学先驱对“诚”思想的关注。虽然理学先驱并没有完成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但他们对《中庸》一书的提倡为后继者研究《中庸》营造了一种氛围,他们的功绩是不可磨灭和忽视的。二是陈襄、司马光、范祖禹、晁说之等理学家对“诚”思想的研究,他们主要是继承前人的观点,理论上创新不足。三是北宋五子的“诚”学研究。周悖颐首先解释了天道何以具有“诚”的特点,以及天道又是如何将“诚”传入人世间、使人性具有“诚”这一问题,并由此初步建立了“诚”本论。可惜,他的“无极”、“静”的观点有杂于佛老之嫌。且他未将天道、人道真正打通。邵雍、张载也有这方面的理论缺陷。比如,邵雍认为先天之学主乎诚,就割裂了先天之学和后天之学。张载将“自诚明”看作“穷理”、“尽性”相分的两事,“天人合一”的说法也不够圆融。二程年辈略晚于周悖颐、邵雍、张载,故在学术上有了超越前人的可能。二程赋予“天理”新的内涵,以“天理”为本,抛弃了佛道杂余,突破了张载以形而下的“清虚一大”为本的理论体系。并且,二程将“诚”提到了“天理”的高度,认为“诚”就是“理”,儒家的形上学至此基本建立,“诚”也具有了本体的地位。程颢和程颐在“诚”思想上有些微的不同。程颢的一本论打通了本体与修养工夫,“诚”即是本体,又是修养工夫。而程颐则侧重于道德实践的可行性方面,因此在修养工夫上,更多的时候是将“诚”看为一种境界。程门后学继承并发扬了二程思想,对后世朱熹完成“诚”本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的连接作用。四是欧阳修、苏轼对“诚”思想的理解。苏轼认为二程对《中庸》之“诚”的解释不符合《中庸》的本意,对“诚”进行了不同于二程观点的新的阐发。苏轼的阐发虽有所创新但其观点也有待商榷,且从儒学形上体系的构建目标来看,因其反对二程理学派,故苏轼的中庸学其实是阻碍了“诚”本论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