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隐性采访都是经常被采用的一种手法。近年来，因此而引发的问题逐渐成为各界，尤其是法学界的关注的一个话题。尤其是2011年，发生在英国的“窃听门”更是让隐性采访再一次被推向了风口浪尖。那么，隐性采访的现实依据及其法律依据有哪些？隐性采访在当前中国究竟面临哪些困境？如何从法律角度规范隐性采访的运用？这些都是本文将一一探讨的话题。第一部分，文章从现实和法理两个方面入手，剖析了采访中在反映社会现实和增强媒体竞争力方面的积极意义，并从表达自由、公众知情权、新闻舆论监督三个角度寻找到了隐性采访的法理依据。第二部分，文章指出了隐性采访在当前面临的三大困境，即与隐私权、名誉权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冲突，同时也为后一章的立法建议找到了突破口。第三部分，针对我国当前对隐性采访规制的空白，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立法建议涵盖了实体、程序两方面，并列举了隐性采访侵权或犯罪时的抗辩事由，并给出了相关法律责任的立法建议。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文化产业将是我国国民经济新增长点，未来几年将是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及时并且有效的对隐性采访进行规范，对促进我国传媒与信息产业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大众传媒的公信力，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能顺应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趋势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