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在全球爆发以后,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发到经济体中受到广泛关注,到2012年,“再工业化”战略提出回归实体经济,发达国家开启了大力发展制造业和出口扩张的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拉动制造业发展以实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断增长,新兴制造业的兴起是必然趋势。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目前,虽然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位于世界前列,但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水平还处于世界价值链的中低端,对如何促进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水平的研究必不可少。生产性服务业在价值链中提供的人力资源和研发服务等部分,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价值链存在重合。因此,本文从生产性服务业角度探寻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水平的路径。本文介绍了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定义与划分,选取集聚水平代表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选取出口技术复杂度代表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状况。根据外部性理论和产业关联理论,证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在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种集聚水平下,通过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来达到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水平的目的。在此理论分析基础上,采取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将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及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本文研究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度和多样化集聚度的计算和在不同生产性服务行业间、不同国内地区间的比较,描述生产性服务业的地位和发展趋势;使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选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数据,通过比较国家之间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额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来描述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地位。根据实证检验结果,一方面,中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在不断提升的同时,地区间的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差异。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水平和中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水平最高,上升幅度也最大,且专业化集聚程度越高并不意味着多样化集聚也会越高。另一方面,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发展水平并没有跟上出口贸易规模的发展水平,说明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制造业仍位于价值链中低端,部分产业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问题。这些问题会限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的发挥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因此,如何发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应的优势,进一步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出口水平是当前可以采取的研究方向。本文选取2001—2019年中国31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数据,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划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再按照服务业类型和地区政策类型进一步细分,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从行业异质性角度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水平产生正向影响,按照集聚类型分类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更能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按照服务业职能分类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更能提高高端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第二,从地区异质性角度看,按照地区政策分类后,西部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更能提升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东部和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更具优势。根据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集中力量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鼓励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外包;建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园,加强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发展;根据地区发展特点制定地区发展政策,针对性的进行产业集聚;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吸收高素质人才。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划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后,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划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地区后,根据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相互作用机制也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