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功能源于韩礼德提出的语言元功能,用来指说话人用语言与他人互动,建立并维持人际关系。迄今为止,其应用研究百花齐放,但对于纪录片语篇,尤其是抗疫纪录片语篇的研究少之又少。由于中美抗疫成效悬殊,因此,本文选取了中国抗疫纪录片《新冠肺炎:与魔鬼的战斗》和美国抗疫纪录片《两个华盛顿的故事》作为研究语料,旨在探讨其人际意义的构建方式及差异性。本文不仅可以丰富人际理论和纪录片的研究范围,同时对于了解中美两国抗疫的态度、实现国内外疫情信息交流与构建国家形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韩礼德人际理论框架下,本文借助于语料库分析软件Ant Conc 3.5.8,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比分析研究语料,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研究问题:1.中美抗疫纪录片如何实现人际意义的构建?2.中美抗疫纪录片构建人际意义的功能是什么?3.中美抗疫纪录片人际意义实现方式的异同有哪些?研究发现,中美抗疫纪录片都巧妙地运用语气、情态和人称系统实现各自的人际功能,且两者在人际意义实现方式上既有共性之处,又有显著差异。首先,在语气系统方面,存在以下三大明显特征:1.两者都大量使用陈述语气,分别为96.2%和91.6%,可以向观众提供更加详细的疫情信息,增强纪录片的真实性。2.两者使用的疑问语气都不多,分别为2.6%和6.4%,尽管疑问语气可以吸引观众兴趣并引发思考,但过多使用容易引起观众内心产生疑惑。不同点在于,美国抗疫纪录片采用的疑问语气频率高于中国,主要源于美国抗疫暴露的问题多,使得观众对美国能否控制好疫情大打问号,而中国则是揭秘全民携手如何战胜疫情,观众也随之豁然开朗。3.两者使用的祈使语气都最少,分别为1.2%和2%,尽管祈使语气可以使纪录片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但过多使用就会冒犯观众,影响传播效果。其次,在情态系统方面,情态助动词和情态附加语是实现中美抗疫纪录片的重要方式。情态动词有三大特征:1.两者都大量使用低值情态动词,分别为47.7%和45.2%,可以最大程度缓解观众对于疫情的压力,增强纪录片的说服力。2.两者都使用中值情态动词,分别为41.9%和34.1%,可以保持观点的中肯度,便于与观众建立平等的交流与互动。不同点在于中国抗疫纪录片使用的中值情态动词频率明显高于美国,突显中国抗疫纪录片更加沉稳审慎的语言风格。在中值情态动词中,中国抗疫纪录片倾向于使用“will”来表明对中国战胜疫情的信心,而美国抗疫纪录片倾向于使用“would”透露对疫情的担忧。3.两者使用的高值情态动词都最少,分别为10.4%和20.7%,尽管高值情态动词可以增强纪录片的权威性和说服力,但过多使用容易致使话语过于武断,引起观众不适。不同的是,美国抗疫纪录片使用的高值情态动词比例明显高于中国,凸显出美国抗疫纪录片直接坦率的语言风格。在高值情态动词中,中国倾向于使用“must”来阐明中国对抗疫情更加坚定的决心,而美国抗疫纪录片倾向于使用“need”来揭露美国抗疫领导力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情态附加语也存在以下三大特征:1.两者都大量使用归一度情态附加语,分别为53.6%和61.6%,可以避免观点模棱两可,增强纪录片的可信度。但美国抗疫纪录片使用的归一度和情态附加词频率高于中国,主要是由于美国人更加坦率直接,在面对千疮百孔的抗疫漏洞时,说话者态度鲜明,直接进行评判,而中国人比较含蓄委婉,给观众留下空间较多,以获得更多共识。2.两者都采用时间附加语,分别为26.4%和19.4%,可以设定时间场景,促使观众在疫情危机时刻保持警惕,防范于未然。3.两者用使的语气附加语都很少,分别为20.0%和19.0%,尽管可以传达说话人对疫情的态度,影响观众做出判断,但不宜过多使用,避免削弱纪录片的客观性和权威性。最后,在人称系统中,存在以下三大特征:1.两者使用的第一人称均指抗疫人员,分别占42.6%和69.9%,有利于观众与参与者产生情感共鸣,但美国抗疫纪录片第一人称使用频率比中国多,且中国倾向于使用“inclusive we”,而美国更偏向使用“exclusive we”,这主要是由于中美文化分别具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特征。2.两者都很少使用第二人称,分别为6.3%和4.2%,虽然第二人称可以营造面对面交流的氛围,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但不宜频繁使用,以确保纪录片的客观性。不同的是,中国抗疫纪录片更偏向使用复数含义来指代社会群众,而美国抗疫纪录片倾向采用单数含义来指代个体,这也是源于中美文化的不同。3.两者都使用第三人称来陈述抗疫实况,分别为51.1%和25.9%,但中国抗疫纪录片使用的第三人称频率高于美国,突出中国抗疫纪录片更加注重纪录片的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