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并不是中国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一次,其实,近代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历经了三次尝试,即《大清民律草案》与《民国民律草案》的制定和《中华民国民法》的制定与公布实施。从法制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下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我国清末民国时期民法典编纂活动努力的历史性延续,所以我们对近代中国民法典编纂活动的考察、分析与反思,对当下中国民法典的编纂仍然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为法律文本,考察与分析习惯的法源地位一般性表达的方式、立法背景以及表达方式的得失,同时也系统地考察与分析习惯排斥法律优先适用的具体条款。这些考察与分析,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充分了解当时的立法者对习惯的法源地位的重视程度,另一方面也启发我们对当下中国民法中关于习惯的法源地位的现状进行反思,同时也为习惯在我国当下民法典中的角色定位提供历史性的知识资源。所以,从法的现象具有历史继承性的角度而言,研究《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和《中华民国民法》中关于习惯的法源地位一般性表达与具体表达,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积淀中寻找出有益于当下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历史性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