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这个概念首次出现在《管子》中是以一个政治形象出现的,但却是以一个道德人的形象出现。这表明君子意向在《管子》之中存在的一个紧张,即德性化君子和才能化贤人的紧张。在对齐国等国家的政治实践和自周以来的德政思想的进行推演的基础上,他们形成了兼有儒家和法家特色的君子之学。其君子学说既构建与政治生活之中,以合格的政治公民的身份出现,又建立在德性论基础之上,以宗法制度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区别于以道德人为中心构建君子之学的儒家学说,《管子》中的诸位贤人以知觉人为中心构建君子理论。在以知觉心为基础统领性情,其君子概念也因此也是在智慧指导下所形成的以知行为本,德性与知觉统一的理想个体。本文试以《管子》一书为基础探究《管子》的君子之学,以研究其君子人格的政治维度。全文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以《管子》政治学派的国家理论的角度来探究其君子之学所处的政治环境,以此来阐述在君子这一概念的构建之中所蕴含的政治指称,进而以政治哲学为背景论述《管子》不同政治背景下的君子论。《管子》将等级制度作为国之体,赋予了国家的政治群体应自觉维护和服从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然后以理想的等级制度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理想管理者群体,并将其称之为君子。之后以理想的君子所具有的政治素养指导有着不同政治身份的个体的政治实践,从而将君子以虚位化为实体。他们指出国家起源于智者的政治实践而不是圣人的道德实践,现实的伦理规范也不来自于神秘的天启,而来自于主观的人心,道德概念和标准都来自于维护国家实体的政治需要。《管子》构建的君子不是道德实践者而是国家管理者,因所处尊卑等级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德性和才能要求。第二章则是以《管子》的德性论为发微,探讨《管子》君子的形而上根源。《管子》将德作为道之迹,它是道的现象,因而与道无别。“德”字的发源可追溯到殷商时期,成型与西周时代,经由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各家特色的德性学说和君子之学。《管子》将德性内化为人所具有的普遍天性,但却以个体的政治层级限制了这些天性的发挥。在将德从天处夺回的过程中,德不再是天好恶的异化,而是道生生的本体。这样的德性内化于人之性,不再是统治者所垄断的特殊个体,而是可以传播和感召的普遍存在。《管子》将统治人间的权柄从神秘存在处拿回时,同时将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做了区分,因此其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就不再是其政治素养的全部因素。第三章以君子的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之间存在的分殊和同一为角度论证《管子》君子的实践行为具有政治属性,或者说其道德实践具有政治含义。《管子》认为每个人具有两个普遍化特质,前者与万物分有,后者决定了为人之所以为人。他们以这两种特质论证了人是知行的实体,而不是道德本体的演化,将人的实践行为中所具有的的道德形而上特质从源头摒弃。因此人的实践不再是应然的道德实践,而是功利的政治选择。这种政治选择出于人性的官能,是知觉的作用。知觉面对不同的知觉对象所得出的判断不同,所采取的处理方式也不同。《管子》指出君子所处的环境为政治环境,因此君子在知觉所做出的道德实践也是以政治手段为途径,因此其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在实践这一维度具有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