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东北沦陷时间长达14年、文学活动十分丰富,是一块肥沃的研究“土壤”,理应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受政治观念束缚,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与其他区域文学研究相比还不完整。本论文从三大文学载体(报纸、期刊、单行本)中研究最为薄弱的报纸文学副刊入手,收集整理东北沦陷区文学活动资料,研究这一时期文学发生与发展的特征,试图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所深入。　　 论文发掘整理了大量东北沦陷区文学史料,从浩如烟海的报纸文学副刊中寻找到东北文坛的发展脉络,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并对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固定看法提出质疑。论文选取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报纸——伪满洲国政府机关报《大同报》为样本,集中针对其近3000个副刊版面进行文本分析、数据统计和典型案例研究,联系同一时期的其他报纸文学副刊、文学期刊以及单行本在对比与参照中探究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　　 研究中发现:伪满洲国时期的官报上普遍存在“反满抗日”的抵抗文学副刊。当报纸的新闻版沦为敌伪的战时舆论工具时,排列在新闻版后面的副刊版却成为被占领区人民精神抵抗的阵地。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报纸文学副刊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分裂。在东北沦陷区,这种现象不仅出现于《大同报》,在其它重要报纸如《盛京时报》、《大北新报》、《滨江日报》、《泰东日报》上也同样大量存在。这一现象是当时政治环境、文化背景交织的产物,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不屈不挠精神的体现,也是f=1伪统治者法西斯文化殖民政策的失败。本论文以《大同报》为例探究这一文化与政治现象,通过对《大同报》10个重要文学副刊(《大同俱乐部》、《夜哨》、《满洲新文坛》、《文艺》、《艺文》、《我们的文学》、《新文坛》、《康庄》以及《文艺专页》、《海外文学专页》)的仔细整理,惊讶地发现:在如此残酷的高压统治之下,精神抵抗却始终贯穿一个又一个文学副刊。这些副刊(《康庄》除外)基本上都发表过民族意识鲜明的文章,有些文章言辞激烈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其作者命运最后都是被捕、被杀或逃亡。　　 论文发现的另一个文学现象是:报纸文学副刊是战时重要的文学载体,甚至在局部地方成为唯一的文学载体。一般来说,在文学载体中的三大板块中,期刊与单行本的载体地位更高、载体作用更大,而报纸文学副刊因篇幅有限、作品零散而呈现弱势。但在战时,由于环境动荡,期刊往往短命,单行本出版也面临很多困难,“三大板块”中的最弱一项——报纸文学副刊反而因其依附于报纸而呈现出连续性强、覆盖范围广等优势,成为战时重要的文学载体。这一点在东北沦陷区文学史中体现得非常突出,报纸文学副刊在这个特殊时期里承担了特殊使命。　　 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本论文提供了大量的抵抗文学文本,同时也列举出汉奸文学的典型案例。以往研究虽然围绕东北沦陷区文学的性质问题展开过讨论,产生过完全相反的观点,甚至有人将整个东北沦陷区文学都列为“汉奸文学”,但却一直缺少足够有说服力的汉奸文学作品和汉奸文人典型。本论文在报纸文学副刊上发现了一系列汉奸文学的典型案例:《大同报》记者裕振民和作家赵鲜文、戈禾、杨叶等都曾积极主动地写过许多汉奸文学作品。对这些情况的发掘,将有助于还原出一个真实的东北沦陷区文坛。在提供汉奸文学文本的同时,论文还结合历史环境对作者行为、心态等进行分析。此外,论文集中研究了《大同报》上举办过的十余次带有政治色彩的征文活动,仔细分析了其中最具欺骗性的“满洲帝国国民文库征文”活动,揭示其虚伪与阴险,并从作家参与征文活动的情况分析当时东北文人面对敌伪利诱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　　 在大量文本例证基础上,本论文对于东北沦陷区研究中一些固定看法提出质疑。比如,根据在报纸上发现的细节进行逻辑推理,对东北沦陷区最大一次文学论争--明明派与乡土文艺派的论争原因、导火索、主要人员等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过去认为这次文学论争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本论文认为有人为炒作嫌疑；以往认为古丁和山丁是论战的两个最主要人物,本论文认为一直被研究者忽视的柳龙光是论战的关键性人物。本论文还对梅娘的笔名之谜、柳龙光的政治身份等提出疑问。另外,以往研究认为抵抗文学只在东北沦陷初期短暂出现,后来在日伪高压统治下便销声匿迹了。但本论文发现:精神抵抗贯穿了东北14年的沦亡史,即使在日伪统治最为疯狂的沦陷末期,《大同报》副刊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抵抗文学作品。一些副刊虽然受到战争压迫、处于“挣扎”之中,但仍成为刊登“逃亡宣言”的“留言板”,爱国文人逃亡前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为了宏观把握东北沦陷区文坛状况,为了对东北沦陷区的报纸文学副刊、文学期刊、单行本进行整体比较,作者尽可能完整地阅读了《大同报》以及伪满洲国其他重要报纸,并对东北沦陷区的文学期刊、单行本、广播的情况进行全面考察,还收集整理了当时一百余位作家的创作情况。为此,走访了东北三省及北京的8家图书馆,共阅读伪满洲国时期报纸4万余块版、伪满洲国时期的期刊杂志400余册、伪满洲国时期图书近百本,访问了6位东北沦陷区文坛亲历者、7位东北沦陷区老作家的亲属。　　 论文寻找到一段段被边缘化、被遗忘的历史,填补了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空白。以往研究只关注《大同报》上的《夜哨》副刊(其作者主体是已受到肯定的东北作家群),却忽视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抵抗文学副刊:孕育《夜哨》副刊的《大同俱乐部》副刊、继承《夜哨》副刊精神的《满洲新文坛》副刊等。这些副刊的编者陈华、孙陵等为东北新文学发展和抵抗文学发表做出过巨大贡献,这是不应被遗忘的历史,它是东北人民勇敢地进行精神抵抗的斗争史!在资料收集方面,本论文突破局限,将资料收集范围扩大到东北沦陷区以外,如孙陵逃亡上海以后发表的文章、当时国统区出版的东北问题研究丛书、孙陵和陈纪滢等东北作家晚年在台湾撰写的回忆录等都纳入研究视野。这些资料从多个侧面帮助作者更为全面完整地了解东北沦陷区报纸文学副刊的情况。　　 《大同报》文学副刊就像一部生动的东北沦陷区文学史,充分体现出当时文坛的许多特征。论文通过对《大同报》发表的译文作品、长篇连载和征文活动等进行专题研究,分析了当时东北沦陷区文坛上存在的一些文学现象。论文发现,东北沦陷区文坛在译介方面呈现出如下特点:日本文学译介占垄断地位,大量日本“笔部队”作品和开拓文学作品对读者起到了毒化思想的作用。但是东北作家也并非全盘接受,对其提出了大胆的质疑。东北沦陷区出现的欧美文学转译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通过对《大同报》长篇连载的整理,论文探究了东北沦陷区文坛长篇小说创作的起步与发展情况,对穆儒丐、王则、梁山丁三位典型作家进行了具体剖析。　　 论文还研究了报纸文学副刊的信息传播功能,揭示出其重要的史料价值:许多当年刊登的简讯,如今已成为东北沦陷区文学研究中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本论文忠实于历史事实,对于一些权威资料中的谬误进行了纠正,并披露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对于重新评价这一时期的报纸文学副刊以及一些重要作家提供了更为完整的资料。本论文资料来源不仅限于老报纸、老杂志等纸质资料,还来自于作者进行的人物访谈,那是幸存者、亲历者的“口述历史”。本论文采取图文并茂的形式,穿插了一些发掘整理出的资料照片,试图提供更为感性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