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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的根本。中国历朝的治乱,系于土地制度的兴废,国民生计的安危,基于土地制度的正确与否。以农为本的中国,农业当然是主要的产业部门。所以要明了中国政治社会经济,不得不研究中国土地制度……”。(长野朗:中国土地制度研究:著者绪言。台湾:新生命书局,民国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我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和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凸显了农地制度问题的重要性。
在城市(工业)主要实行全民所有制,农村(农业)实行集体所有制,是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过去长期以来采取的两种基本形式。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农地制度逐渐被人为地赋予意识形态属性,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农村的主要体现,农地集体所有制被神圣化了。甚至虽然随着改革的深入,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已成共识,但这种有“多种实现形式”的公有制却主要还是指的城市的公有制或国有企业的公有制,也就是过去所说的全民所有制,往往并不包括农村的集体所有制。
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所有制的具体形式并不是判定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从历史上看,集体所有制并非社会主义的专利,实行集体所有制更不一定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两者没有必然联系。人为地强制赋予集体所有制意识形态属性,违背了土地制度发展的历史逻辑。
农地集体所有制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所导致的现实冲突:当前农村实行的农地集体所有制不仅制约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影响农民进城的积极性,限制农业工业化,而且容易孳生土地腐败,打击农民生产热情,成为农村一系列问题的制度根源。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进一步深化了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危害,以极具欺骗性的形式对圈地运动推波助澜,加速了国家耕地流失,加剧了失地农民的贫困破产,激化了围绕征地问题的社会冲突。农地集体所有制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制度障碍,农地改革已是箭在弦上,首当其冲。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本身并不具有所有制性质。它可以反映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但这种不同的社会经济性质并不是它本身带来的,而是由一定的所有制性质赋予的。因此,资本主义可以用它来作为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它来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当前农地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按照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逐步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废除土地集体所有制,借鉴“金股”制度的合理安排,以股份制的形式,实行国家与个体农民对土地的共同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