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共治丰富了治理理论体系,深化了我国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很快被定性为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来势汹汹的疫情如何有效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主体面临的一大难题,也向我国治理体系提出了极大挑战。在这次疫情中,慈善组织深入到防控一线,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参与应对,构成了多元化的社会行动网络,展现了社会共治的力量。目前,以慈善组织为切入点来分析如何参与应对疫情共治机制的研究甚少,但是在这次疫情中,慈善发挥出的巨大能量是全社会有目共睹的。研究依据“危机生命周期理论”对疫情进行阶段划分,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具体来说,研究将慈善组织作为核心行动者,探索其在疫情“爆发期、延续期、治愈期”,如何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机制”——“问题化、利益赋予、招募、动员”,与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社会民众等其他行动者形成共治机制;最后研究结合定性分析结果,重新回归到具体案例现场,来审视慈善组织与其他行动者之间的资源依赖与行动联合。定性比较分析结果如下所示:在疫情爆发时期,官方慈善组织被“行政吸纳”进来,即慈善组织的活动、资源、渠道由政府进行全局性统合,自上而下地参与到疫情共治之中;民间慈善组织表现为“嵌入治理型”共治机制,以提供社会资源、公共服务、增强自身外部合法性等方面嵌入到政府政策执行之中,而政府目标以规范性文本等方式嵌入慈善组织的具体运作中,保障疫情治理有序高效。在疫情延续期,官方慈善组织表现“调适性合作型”共治机制,即自下而上地能动到参与疫情共治中,不再单一受到政府的控制,可以采取策略促进政府改变行为,出台有利于慈善发展的文本政策,使慈善领域有一定的自主空间;民间慈善组织表现为“市场驱动型”共治机制,主要在横向上积极寻求市场伙伴,链接市场资源,横向动员社会民众、社会组织之间的参与合作。在疫情治愈期,官方慈善组织主要表现为“中心枢纽型”共治机制,官方慈善组织作为中心枢纽进行纵横联动,更多的是关注组织职能的实现,以实现自身组织职能为主要动力,在纵向上以寻求政府财政支持为主,在横向上积极寻求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同时动员社会大众、市场企业的参与;民间慈善组织表现为明显的“自组织治理型”共治机制,深入到社会治理中,与社会民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形成广泛的信任机制、互惠机制、声誉机制和监督机制,表现为横向网络联结机制,促进了社会整合。从以上疫情各生命周期展示的微观共治机制结果看出,慈善组织参与应对疫情的共治机制不单表现出传统外生型治理与传统内生型治理,而表现为明显的“新内生型治理机制”。传统外生型治理主要强调外界资源的注入以提供帮助,不注重自身动力的培养,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传统内生型治理主要强调自上出发,寻找自身优势,培育内生动力,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机制。与上述两种治理模式不同,新内生型治理机制主张统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治理方式,即传统内、外生治理模式的联结,实现内外部资源共同注入、内外部动力共同发力的共治格局。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认为慈善组织在疫情整个生命周期,都表现出明显的“新内生型治理机制”,纵横联动地参与到疫情共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