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早期电影史(1905-1937年)上,明星影片公司(1922-1937年)作为独立的电影公司,经营时间最长,出品数量最多,是中国早期电影史上诸多关键时期的重要“在场”和“中心”,深刻影响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走向。前人虽有对明星公司单个编导及其创作的论述,但几乎未见对明星公司群体及其特征的系统性探研,也很少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对明星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和存在意义进行界定。因此,本论文将对明星公司进行全方位的发掘,从微观研究出发还原公司发展历程,从美学范型归纳和具体作品细读探寻“明星”电影人开拓出的本土化电影创作与市场生存的模式,以及他们为中国电影事业和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作出的不懈努力。本文认为,明星公司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对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电影美学风格及文化样貌的塑形,作出了开拓性的历史贡献。本文由绪论、正文六章及结语组成。绪论部分首先阐明论题的提出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史料准备及本文的研究思路。正文部分依次从工业、美学、文化三个层面进行整体性的考察。第一章,梳理了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进而归纳其生产、发行、放映的工业运作模式。认为,明星公司首先凭借制片业绩奠定了在中国电影制作业最高水准的地位,进而拓展特有的宣传发行与放映机制,形成第一个相对成功的发展模式,它的成功也意味着中国电影工业真正开始建立。从第二章至第五章,挖掘了明星公司的电影创作(文中称为“明星电影”)在建构中国电影民族身份和探索本土化生存历程中积累的四种可资借鉴的美学范型。本文归纳为：商业美学、改良主义美学、现实主义美学和通俗情节剧美学。它们在不同的社会时代、文化语境下成为主流取向,它们之间或曾和谐共处,或曾演变更迭,构成了“明星电影”驳杂的美学形态。第二章,在归纳“明星电影”商业美学特征的基础上,以张石川为范例,历时分析了他在明星公司16年创作中形成的商业美学惯例,论证了他为“明星电影”乃至中国电影商业美学作出的先驱式贡献,重新解读了张石川作为“中国电影之父”的历史地位。第三章,以郑正秋和包天笑20年代的创作为范例阐述了“明星电影”的改良主义美学范型。认为,郑正秋以“长片正剧”的艺术实践,开启了中国电影对“功能”的关注,形塑了改良主义美学范型,成为另一个意义上的“中国电影之父”。而“鸳蝴派”文人包天笑的言情剧创作使“改良”呈现了更为复杂的色彩。本章还从“女性特质”的角度,阐释了“明星电影”对民族主义书写的参与方式。第四章,阐述了“明星电影”随着30年代电影界转变作风后逐渐发展成熟的现实主义美学范型,分析了其在“新兴电影运动”不同阶段凸显出的美学风格,以夏衍、洪深、程步高、沈西苓的创作为范例,透析了他们具有差异特征的现实主义创作,呈现了“明星电影”现实主义美学范型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第五章,在归纳“明星电影”通俗情节剧美学特征的基础上,选取《空谷兰》、《姊妹花》和《马路天使》这三部在不同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为范例进行细读,以求对通俗情节剧在“明星电影”中的发展脉络及其范型意义作管窥。第六章,从明星公司与上海城市文化空间的两个交集：“亭子间”与“洋泾浜”出发,探讨空间交织生发出的群体文化特质及现代性。认为,明星公司依靠精明眼光与实干精神脱离草根阶层,与当时处于从“边缘”走向“中心”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电影具有同质性,明星公司形成的对多种美学风格的包容性以及在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生态上的混杂性,对中国电影文化样貌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个案意义。结语部分,总结了明星公司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地位及开拓性贡献,将其与“大中华百合”、“天一”、“联华”等曾经与之“鼎足而立”的三家公司进行比较,思考“明星模式”对当下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发展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