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叠加新冠疫情影响,宏观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部分企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债务情况更不乐观,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规模不断攀升,宏观经济运行风险蔓延开来。债转股作为一种世界范围内广泛用于化解债务风险的方式,于上个世纪末首次在我国大规模实施。2016年,为进一步推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去经济杠杆”、“防金融风险”的重大任务,国务院相关部门颁布了《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标志着债转股在中国再次拉开帷幕。此次开展的债转股,和之前的主要区别在于更加强调了市场性和法治性,政府不再起主导作用,而是由市场主体自由协商,实现多方共赢。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不再作为唯一的执行机构,而是进一步地加入了地方AMC、AIC、保险公司、PE等,对应地,资金来源也更加多元化,倡导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最重要的是,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要求不得设置硬性兜底条款,要让债转股真正助力企业降低负债压力。然而,市场化债转股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试点主体进行债转股改革时遇到了许多挑战,缺少相关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本文共六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简单介绍说明了债转股的研究背景,即债转股设置是降低企业负债杠杆和减少企业负担较为有效的手段,以实现特定行业的健康发展。第二部分,界定债转股的核心概念、简要介绍理论基础和债转股动因及路径影响机制。第三部分,从宏观背景、行业背景、相关政策等方面论述了国有能源企业进行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动因——减负和纾困。第四、五部分,选取了两个国有企业市场化债转股减负、纾困的案例,以说明其实施债转股的动因和必要性,通过介绍债转股的具体流程,对动因及实施路径六大维度影响进行分析。第六部分,通过对上述两个案例的对比分析,结合新一轮市场化债转股的总体情况,得出了债转股对象奠定了新一轮债转股市场化基调、债转股动因对实施路径存在差异化影响、市场化债转股的资金来源由商业银行定向降准资金为主导、股权定价成为债转股定价的关键点、债转股仍然是一个短期行为等结论,并从实践层面提出实施主体、资金来源、运作模式及退出渠道等几个维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