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对于当下学界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然而,萨义德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及其为世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直至今天依然是人们争相话说却又人言人殊的论题。尤其是其知识视野所涉之广、介入社会政治之深以及学术批评影响之大,使其成为一个颇具开放性和现实性的研究课题。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本文认为,在萨义德批评实践中潜伏着一根贯穿始终并且横牵纵连的主线,即对文化再现的权力问题的执着关注和纵深垦拓。这根主线不仅将萨义德批评实践中看似天马行空的诸领域勾连起来,更是萨义德以批评为武器积极介入现实社会政治的重要抓手,而这也是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萨义德批评实践的内核和关键之所在。因此,本文将萨义德的批评实践置于文化政治学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并尝试建构萨义德独特的文化政治批评体系：以再现的权力为核心议题,以文本、话语、实践和身份等相互紧密关联且在逻辑上层层深入的不同维度构成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的四个主要面向,并以此为基础重估萨义德的学术定位和理论价值,努力为我们重新认识萨义德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为四章：第一章,再现与文本：回归现世。本章主要讨论文化再现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态即文本及文本的“现世性”,并视之为萨义德文化政治批评的逻辑基点。在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深远影响之下,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一度耽溺于文本性的泥淖,将文本与文本得以产生的世界之间断然割裂开来,主张文本是一个以自我指涉性为基础的自足世界,这就使得文学研究脱离了人类生存的现实世界,成为象牙塔内纯粹技术化的文本操演。这一理论主张和研究方法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再到解构主义呈现出愈来愈盛的状态。作为美国批评界最早接触和引介欧陆理论的批评家之一,萨义德并没有一味地为之鼓与呼,而是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并加以理性的分析,进而提出了文本的“现世性”概念,以此来纠正文本主义的理论偏颇。他从文本存在的在世性、文本释义的情境性和文本生产的权力性三个方面阐述了文本“现世性”的内涵,恢复了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联,这就从根基上把文本从再现自身重又拉回到了人类现实世界之中。但萨义德也同时对再现意味着文本对世界的被动式反映这一还原论进行了否定,并将再现与世界之间定位为一种“构成性的相互作用”的关系。我们认为,以文本的现世性为起点,强调再现与世界之间的构成性作用,是其所有批评实践的逻辑基点和指导思想。第二章,再现与话语：东方主义。本章主要以东方主义话语为主要问题展开论述,集中探讨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话语的批判,即西方关于东方的再现是如何体制化为话语系统并成为以知识生产为名义的权力修辞。这一批判的对象虽为“东方学”,但萨义德并非专注于它的学科意义,而是在于它是由无数的东方学文本所组成的体制化的文化“文本档案”。在此,萨义德借鉴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将东方学“文本档案”视作一种东方主义话语系统,并从话语层面上指出东方学中的“东方”只是东方学所再现的东方形象,而不是事实上的东方存住。而这一话语建构的过程正是西方通过“想象地理学”和文本图示化的处置方式之间互为前提式的循环流动加以不断的巩固和强化。因此,萨义德东方主义话语批判主要不是去以萨义德的方式再现所谓真实的东方为何,而是剑指东方主义话语在西方的社会历史和现实中如何得以建构以及何以实现建构。更为重要的是,萨义德通过逆向解构东方主义话语系统的建构路径,将批评焦点聚焦于东方主文话语中再现东方时的权力义涵,并从体制性、关系性和功用性三个维度对权力结构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析。第三章,再现与实践：对位互动。从话语层而转向实践层面,萨义德跳出西方文化视域,将批评视野从西方扩展置西方之外的整个世界。所谓实践,包含着帝国主义殖民实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殖民实践两个向度。而在萨义德看来,再现与实践之间的“对位互动”关系是殖民与反殖民实践中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对于帝国主义殖民者来说,文化再现充当着共谋者的角色,萨义德分别以十九世纪的传统文化形态即小说和二十世纪的当代通俗文化形态即大众传媒为对象文本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在威廉斯“感觉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语境化,发明了作为文化再现与帝国殖民实践之间接合纽带的“态度与指涉结构”概念。另一方面,萨义德以“对位阅读”为方法论指导,以对位的角度发掘出文化再现在殖民地人民进行反殖民实践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赋予领土和民族以历史和意义的文化抵抗是殖民地人民反殖民实践的首要任务,而文化抵抗唯有诉诸于对民族历史、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再现和改写,才能构建起民族独立的文化主体和根基。萨义德提炼出以反述帝国历史、重写民族历史和解构中心话语等三种再现模式为殖民地人民进行文化抵抗的主要形式。第四章,再现与身份：文化间性。无论是帝国主义时期,还是帝国体系在形式上已经解体的后帝国主义时期,在种种对立和对抗的背后发挥支撑作用的是被萨义德认为至少从帝国主义时期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文化硬核即身份认同。这一对抗性的身份认同始终由“我们”/“他们”的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所主宰,以东方主义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身份认同为典型的两种形态。在萨义德看来,身份认同是由对自我和他者的文化再现所建构而成,东方主义身份认同其要害在于总是通过对东方这一文化他者的否定式再现来获得自我身份认同,而第三世界殖民地民族主义身份认同往往将民族文化、历史和传统再现为一个纯粹的、封闭的、排他的本质化实体,以此来寻求集体身份认同并形成抵抗帝国殖民实践的共有意识形态基础。本质主义身份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无谓的对立和对抗正是迈向解放之途的绊脚石。因此,萨义德提出以文化问性为理论基石的流动性身份作为破解本质主义身份认同的解决之道。这一构想主来自于萨义德自身流亡的生存经验、文化混杂性的认知以及法农解放哲学的启示,而关键就是要将“我们”与“他们”的经验和历史再现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共同经验的一部分,并且在共存中共同构成人类世界整体,以此来取代分离的、对抗的、等级化的本质主义。萨义德的良苦用心在于,力图通过对再现的权力进行批判和抵抗,号召世人坚持以世界主义的胸怀共同形塑人类文化社群,进一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使全世界各民族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平等和共存,最终实现共同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