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口支援，是在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下萌芽、发展并不断完善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作为中国所特有的政策模式，对口支援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正式提出和实施，1979年通过中央52号文件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并随着援藏、援疆、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和汶川灾后重建，发展为目前的三种主要政策模式:边疆地区对口支援、重大工程对口支援、灾害损失严重地区对口支援。　　对口支援实际上是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参与的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活动。它为促进落后地区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是有中国特色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该政策具有动员性和计划性、支援性和互补性、全面性和稳定性、实用性和变通性等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平观是对口支援政策的哲学基础，实施该政策也是“两个大局”思想的直接体现，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政策工具。对口支援政策是属于国家解决地区发展不协调问题的政策，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对口支援属于社会政策。　　实施对口支援有其理论基础、法律依据和现实因素。地区发展差距是实施对口支援的主要原因，地区差距的存在由自然、历史、政策、体制等多方面造成。中国政府倾斜性的地区发展政策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区域发展的不协调是由政府造成的，也理应由政府予以纠正，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　　对口支援组成结构主要由支援主体、受援对象和支援内容三方面构成。对口支援的运行是指对口支援从开始到终结所实施支援活动的全过程。中国的对口支援形式繁多，支援内容涉及面宽泛，支援主体繁多。出于深入研究的目的，笔者也试图采用其他分类标准将对口支援进行更具体的分类。　　中国政府采取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投资倾斜政策，在协调区域发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两项制度也存在自身的不足。这也呼唤政策的创新，“制度的贫穷和落后才是贫困问题的根源”。面对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政府进行制度创新具有迫切性。对口支援有着自身的优势所在，其针对性和整合性较强。在现行纵向财政转移支付问题频出，中国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短期内难以建立的情况下，选择经过实践检验而相对成熟的对口支援政策既遵循了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合乎发展的目标，也是遵循实用性和理性的明智之举。　　中国对口支援政策的存在有其法理哲学依据和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是对口支援政策存在的外部环境动力，对口支援政策所具有的比较优势是对口支援的内部环境动力。　　当然，对口支援政策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规范性欠缺，制度之间的不协调，“计划性”明显以及因此出现的对政治动员启动模式的依赖。这一政策经过历史发展而得到了不断的完善，尤其是汶川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是对口支援发展历史上的里程碑。其中的许多创制具有开拓性，也被其后的对口支援所借鉴和推广。　　对口支援政策效果如何，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笔者尝试对这一政策效果作评价，从政策实施的整体状况到具体的资金支援政策，笔者选择两个受援地予以评价，并着重就政策的社会效果作出评价。对口支援政策本身也有缺陷，这需要对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单向无偿的对口支援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对口支援应从单向无偿支援走向双向互利的对口合作。寻找支援方和受援方各自的优势，发挥比较优势推进对口支援政策的持续发展，以期不断完善对口支援政策。　　针对对口支援存在的问题，可以通过制度化、法制化建设使这一政策走向成熟和完善。对口支援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在政府控制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引导社会资源参与对口支援，其中志愿服务在弥补对口支援人才需求空缺上就具有这方面的作用。虽然对口支援政策具有局限性，但也具有政策工具的极大功能和制度创新的意义。它为中国地方政府横向之间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新的开端，奠立了中国地方政府之间横向关系的新的模式。汶川灾后重建对口支援，中央政府的压缩行政开支支援灾区的举措，为“节约型政府”建设带来了信号等等。　　通过对对口支援的研究，笔者认为，对口支援应该在加以完善下继续推行，并不断探索其制度化的道路。完善对口支援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与利益协调、行政职能转变、官员考核等有着相互之间的联系，对口支援政策的改进应该是上级政府和对口支援双方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法律、伦理与公德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责任，在制度框架内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一过程需要不断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