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处处都离不开“事”,只要有事,就必须叙事。叙事,简而言之,就是讲故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或本领。叙事是人类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工具,同时又在社会生活中成长发展。西方学者已建立起一套比较成熟的叙事理论体系,但它却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实际。以叙事学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学其实有着悠久丰厚的叙事传统,叙事作为人的一种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历史存在,作为一切文学作品所必须借重的表现手段,它绝非仅仅体现于史述、小说的创作中,而是渗透于其他各种文类如诗词曲赋、戏剧散文、碑志杂传、野史笔记甚至章表奏议等应用性文章,贯穿于全部的人类生活。人类的叙事经历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繁复、从粗略地记叙到细腻曲折地描述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进行考察时,就很需要从最基本的“文”与“事”的关系入手,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叙事学的一大特点,或者说是建立中国叙事学的一大立足点。叙事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学表达方式,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们所说的“叙事”,植根于中国文学的一些基本观念：“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样式都与“事”有着不解之缘,没有“事”,就没有文学,即不存在无“事”的文学。文学与“事”之关系程度不一,可远可近,可密可疏,几乎达到了无“事”不文的境地。这就是本文所谓“叙事”的基本含义。我们在对“叙事”一词进行考察时,还必须切记一点,那就是：叙事与抒情尽管都有着各自漫长的传统,若合而论之,则二者更存在着在相分中又密切相联的传统。抒情往往借重叙事,而叙事也总是带有感情的。叙事与抒情就这样交融互渗、契合无间并相得益彰。赋注重直接描叙客观事物,它或繁或简,或粗或精。当赋家用赋这种文体来叙事抒情时,必然包含着或隐或现之事,从而引发我们对文本之“事”进行追索、揣测,这“事”或为整桩事实,或为只鳞半爪。我们主要探究的就是赋与“事”之关联,即人们在赋中如何反映、表现世间万象,包括对种种物象及其运动形态的描绘、社会历史变迁与重大事件场景的展现、形神各具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等。传统赋学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叙事要素,如对事物的铺陈叙写、主客问答的结构、征实与虚构、眉目朗然的层次等,这让我们在进行赋体叙事研究时有据可依。唐赋作为赋体文学发展的高峰,数量繁多、众体皆备、优秀之作频见。选择唐赋为个案,从叙事视角对其进行新的审视,既可以看到唐赋叙事对前代赋体叙事因子的继承,又可发现唐赋本身叙事特性的发展与创造,进而总结出唐赋乃至整个赋体叙事在中国文学叙事传统中的叙事价值及其文学史意义。论文的导论部分先简要介绍了唐赋的基本情况,接着对“叙事”的含义及赋与叙事的关联作了一番考释,并从传统赋学理论中梳理出四大叙事要素,最后对新时期以来赋体叙事研究的状况作了一番扫描,对论文的选题缘由与意义及研究思路与方法作了必要的说明。论文的主体共分五章。其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着重从文体生成的角度分析了赋的叙事成分的演变。春秋时期在赋诗言志的活动中赋还是一种口诵传播文体,战国时期荀子的赋以一种隐语的方式委婉地描叙事物,屈原、宋玉之赋则以人物的对话问答结构来展开故事的叙述；汉代赋作家辈出,赋因自身的兴盛而成为汉代代表性文体,呈现出铺排式叙述与卒章显志的特征；魏晋六朝时期抒情小赋成为主流,赋家往往带着内心强烈的情感来叙述自己的遭际与所见所闻,从而形成“感事”的特征。上述所言口诵传播、隐语叙事、人物问答结构、铺排叙述、感事等赋的叙事成分的清晰演变反映了赋从口诵传播文体向书面文字文体生成的过程。在赋的文体生成过程中,赋的叙事成分不断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向交叉的,它们递相嬗变,互为融合,由此构成赋丰富厚实的叙事内蕴。第二章主要从时代变迁、行卷世风、赋作风格等方面入手考察区分了科举考试、平时练习、精心构思三种不同的唐赋创作背景与过程,挖掘出唐赋创作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两大深层叙事动因：一方面,唐赋与唐代政治制度紧密关联,成为维护现实政治秩序的文化力量,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权力话语,呈现出宏大叙事的倾向。另一方面,唐赋逐渐与唐代科举政治制度相偏离,成为抒发、宣泄个人情感的载体,在本质上是私人话语,呈现出私人叙事的特点。唐赋创作者就是这两大内心诉求下,或纯粹地叙事,或借叙事来抒情、或纯粹地抒情,以叙事主体的自由能动性开拓出唐赋叙事的新天地。第三、四章是论文的重中之重。唐赋在继承前代赋所积累的丰润的叙事内蕴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形成了自己诸多新的叙事特性。我们在叙事学的视阈下从题材选择上叙事倾向的增强、叙事主体的想象、问答对话的叙事结构、空间叙事艺术、由叙述故事到塑造人物、唐赋叙事与修辞、赋序说明式叙事、寓言赋因理设事的叙事策略、纪游赋的历史叙事功能、敦煌俗赋的民间叙事特色等十个层面对唐赋中蕴含的叙事特性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深入的探析。第三章分六节,主要从各种叙事技巧与手段出发来考察唐赋的叙事特征,充分展现出唐赋叙事主体的自由灵动性。第四章分四节选取了赋序、纪游赋、寓言赋、俗赋等四种不同类别的唐赋,阐述它们各自不同的叙事功能或策略,从中见出唐赋叙事斑斓多姿的发展局面。通过对上述十个层面的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唐赋叙事在总体上呈现出四大显著特征：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相映成趣、记言与叙事的交融互渗、雅与俗两种叙事形态的互动发展、叙事与抒情的相生相成。第五章以比较的方法,着重从叙事的层面上考察唐赋与诗歌、散文、传奇小说、史传、戏曲等其它文学形式在叙事特性上的异同及叙事能力上的强弱,并进一步挖掘它们之间在叙事艺术上既共生又互渗的关系,从而见出唐代文士在各种文体上进行叙事尝试的勇气及调和互补的能力。各种文体相互推挽、相互摩荡,共同推动着叙事文学向前发展。当我们从叙事视角考察唐赋时,发现唐赋叙事确实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存在着种种联系,甚至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唐赋叙事是能够反映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生成演变的一面重要的镜子。以下四点,与中国文学史关系尤为密切,值得我们特别提出与阐述：一、充分体现出叙事思维与叙事能力的进步。二、大大丰富了文学的叙事语调。三、架设起中国文学由表现主观向反映客观转变的桥梁。四、把文学表达的语言文字之美推向新的高度。本论文的理论意义就在于,唐赋成熟的叙事特性与非凡的叙事价值,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是一种极大的丰富、补充、滋润。由此,如果我们以中国人的叙事思维与能力的产生、发展、演变为视角与贯穿线来重构中国文学史,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幅新颖别样的文学史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