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行政机关具有法律赋予的行政优益权,法律工作者,亦或是立法者都认为我国行政机关在其行政行为的过程中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进而在构建行政诉讼制度时,更倾向于“两造恒定”的单向诉讼模式。在行政协议作为“软执法”行政手段使用后,立法者仍沿袭了对传统行政行为的处理方法,同样侧重于对行政相对人权利的救济与保护,忽视了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对行政机关权利遭受侵害后的救济与保护。尽管最高院2020年1月1日颁布生效的《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之司法解释,对行政机关面临相对人违约如何救济作出了相关规定,即相对人不履行或者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通过作出履行决定或处理决定,并向人民法院申请非诉执行的措施予以救济,但相关条款属于概括性、原则性规定,在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中,仍面临着诸多困境。相较我国行政协议理论的发展,法、德、美等国的行政协议理论更为成熟,它们在行政协议中构建行政机关权利救济制度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如民事诉讼、行政诉讼、非诉执行、行政决定等制度。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的行政协议制度,我们需要立足国情,因地制宜的借鉴和吸收他国经验。第一,从源头出发,加强行政协议立法,完善行政法体系,特别是健全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及权利救济等基础制度,解决好法律滞后、立法不足等实际问题;第二,进一步完善非诉执行的程序和制度,细化审查标准及实施细则,丰富审理形式,增设听证程序,保障相对人充分发表意见的权利;第三,借鉴国外行政协议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经验和中国民事纠纷处理的实践经验,拓宽思维,加强调解制度的推广和运用;第四,革新和发展现有权利救济制度,给予行政机关有限的反诉权,尝试构建拟制的“双向”诉讼结构,多管齐下,多元合力,平息和化解我国的行政协议纠纷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