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第66条至第69中分别规定了合同当事人在履行合同中享有的三种抗辩权,即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这是我国《合同法》对传统立法的重大突破,它对于维护守约方的利益和社会信用、保障交易安全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对照比较两大法系和国际公约中类似法律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合同法》对此问题的规定,对我国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认为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所构成的三元体系虽弥补了传统合同法的不足,但它也带来了权利设置的重合以及类似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如同时履行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的重合,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的矛盾等,这些都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笔者认为,基于先履行抗辩权缺乏充分的独立性理由,应扩大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范围,将先履行抗辩权纳入其中。同时应完善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之法律规范,并对不安抗辩权和预期违约制度之间的关系予以适当调适,以取长补短,从而使得不安抗辩权希望达到的平衡双方利益的目标不至于落空。简言之,我国双务合同履行抗辩权制度应构建一个既符合大陆法传统,又具有中国特色的以同时履行抗辩权和不安抗辩权为内容的二元抗辩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