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北村小说纳入中国文学的整体背景来审视,我们会发现它们是一个特异的存在。北村是中国文坛第一个公开声明自己是基督徒的作家,他的创作也相应地产生了泾渭分明的两种风格,前期作品是典型的先锋实验文本,注重形式探索和语言操作,后期作品引进神性救赎的新维度,成为典型的“神性写作”文本。因此,北村先是作为先锋小说家群体之一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大张旗鼓的形式革命备受关注;随着北村信仰事件的发生,研究者多从基督教文化、心理学、叙事学等角度来论述其批判精神和救赎意识。北村的写作极其关注存在的命题,不论是前期的形式实验还是后期的神性写作,贯彻始终的是一个简约而唯一的命题:对生命及其存在的体验,而引领前行的就是终极关怀意识。本文着眼于从存在主义视角来审视北村小说,解读北村小说内部个体的实存状态和个体对此而作出的自由选择,探讨北村关注“存在”的写作对当代写作的意义,以及这种写作方式有待突破的困境。第一章结合北村步入文坛时中国所处的世纪末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的背景,和北村受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风潮的影响,探察北村小说所作的形式实验背后的精神动向,解读这种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在小说当中的反映。前期的“者说”系列有一条相似的路径:逃亡——迷失——死亡,几乎所有的陷阱都设在“迷失”的环节中——这种“迷失”实则透露了文本内外的双重迷失:叙述手法的迷失和北村自身探寻精神出路的迷失。尽管这是“一个迷路者在叙述一个迷宫”,但是这是一个以寻找姿态而存在的迷路者。转型后的作品完全撤走了迷宫,着重于直接展示人类生存的“原痛苦”,包括欲望、恐惧和虚无。原痛苦不能找到现实的伤口,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的痛苦,它源于人的欲望,欲望则源于人本体性的虚无感,当人处于无法满足欲望的广大空虚中时,继之就会生发莫可名状的恐惧感。关注原痛苦就是关注人类生存的本质,北村进入了一种简洁而不乏深度的新模式。北村也毫不回避地进入了存在主义的黑色主题:绝望,使笔下众多的人物都染上了这个“致死的疾病”。通过解读“绝望中的人”和“反思它的对立物”,我们可以真正理解绝望的概念。本章是对文本中个体实存状态的静态分析。第二章着重探讨文本中个体对实存状态作出的反应,面对种种存在的困境,人们作出何种选择,个体有各自的行动主张。本章主要结合萨特的“自由选择学说”,分析文本中存在的三种选择方式:第一种是消极的偶像崇拜法,偶像作为一种高高在上的精神载体,作为一个被夸大了拯救功能的对象,注定会破碎,破碎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原先的崇拜行为只不过是一种自欺行为,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回到旧的生存状态中,可能比之前更绝望;第二种是积极的良知导向法,有的人积极地作出人生的决断,选择良知作为自我拯救的范围,良知里有信心、盼望和爱。但是这个范围的界线属于人性,它还是脆弱的,在严酷的环境下就有被冲决的可能。因为北村认定,以人的有限性是救不了有限的人的,只有那无限性的载体才能超越有限的个体完成救赎的工作;因此,北村坚定地出示了第三种方式,就是神性显现:灵魂救赎。他认为只有被神圣之光照耀,才能彻底地从黑暗中走出来,灵魂才可能真正得救。这一节还结合了北村提到的灵、魂、体三分法,以便更好地理解北村的行文逻辑。第三章首先总体论述北村指向存在的“良知写作”,从北村本人对生存的困惑以及背负这个重担的孤独和苦痛着手,看出北村是怀有负重的良知的。结合北村自己对作品的三阶段分析,得出终极关怀的主题贯穿他所有创作的事实。第一节着重分析他第三个信仰深化的阶段,对普通民众和底层社会人物的正面关怀。以理想主义和正面价值为创作目标,并将艺术视点位移至普通民众的身上,更加具有悲悯意识。第二节主要探讨北村作品的终极关怀对当代写作的意义,先厘清理性与信仰和启示对写作的不同意义,再从信仰和启示对终极关怀书写的助益的角度,说明北村追寻终极价值的写作升华了文学作为精神事务的高贵品质。第三节主要思考了北村作为基督徒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处在中国这样的无神性写作传统之下,他的特殊文本该如何走出模式化困境、紧密结合中国读者阅读经验开掘生命亮点、以及在文本中如何处理好人性和神性维度以达到启示录式写作的目的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