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算法、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平台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企业为获取自由竞争环境下无法获取的垄断利润,对消费者等交易相对人的权益进行剥削,产生了不正当收集和使用数据、利用大数据实施价格歧视、对平台不同侧用户实施不平衡定价、强迫用户签订隐私协议等一系列新型剥削性滥用行为。这对我国当前的反垄断法规制提出了诸多挑战。基于此,本文寄望于在准确把握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行为类型和特征的基础上,发现我国反垄断法对其规制的难题,进而提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行为的应对构想。本文运用规范分析、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的反垄断法规制进行论证。除引言、结语外,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分析剥削性滥用行为的要件、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的类型以及与传统的区别,明确剥削性滥用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设定不合理的交易价格或交易条件等,损害交易相对方或消费者合法利益的行为。同时,对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行为进行梳理,归纳出分别以价格和数据为对象的剥削性滥用以及附加其他不合理交易条件的剥削性滥用,并指出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行为与传统剥削性滥用之间在行为类型、剥削手段等方面的差异。第二部分探讨反垄断法规制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的理据。从平台经济领域的剥削性滥用行为是否应受反垄断法规制的理论争议出发,梳理平台企业实施的剥削性滥用对消费者等交易相对人和市场竞争造成的损害,指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电子商务法对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规制效用薄弱的局限,引出反垄断法规制的必要性讨论。同时,通过指明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等交易相对人利益的立法目标和能够弥补其他规制措施不足的优势,说明利用反垄断法对平台实施的剥削性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合理性。第三部分论述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反垄断法规制的难题。一是规制模式陈旧,事后规制模式不足和激励性规制的缺乏导致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行为猖獗,无法得到科学有效规制;二是规制规则失灵,面对平台经济不断创新的发展趋向,传统剥削性滥用的行为认定模式、违法性认定标准和以行政罚款为主的责任制度面临无法精准确认、有效规制和恰当处罚的境地;三是执法乏力,一方面执法及时性和精准性不足难以保障用户权益,另一方面相比于技术不断创新的平台企业,执法人员专业化程度低、执法工具落后导致执法质量和效率不高。第四部分提出平台经济领域剥削性滥用反垄断法规制的应对构想。在规制模式方面,应推进规制理念的更新与转型,构建事前规制,强化市场调研与评估工作,进一步推进平台企业自我合规,积极发挥政府行政引导作用;推进激励性规制,强化守法激励,并加强平台经济领域的竞争激励。在规制制度方面,转变反垄断分析模式,将数据剥削纳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增设剥削性滥用行为一般条款;回归需求替代分析的界定方法,并更新相应分析要素,同时,将市场份额和数据均作为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的重点考量要素;构建以消费者利益为核心的剥削性滥用违法性认定标准,并确立“显著性”和“不当性”双重剥削性滥用条款的适用标准;更新反垄断责任条款,构建反垄断罚款“计算条款”和“封顶条款”二元构造体系。在执法方面,多措并举提升执法及时性与精准度,推进执法常态化,促进平台企业守法;推进算法、大数据等技术在执法中的使用,提高执法队伍专业化水平,实现执法手段智慧化,从而不断提升执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