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新加坡经济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开展项目合作,在这些项目中,如何处理中国城镇发展遇到的生态瓶颈问题、解决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不合理问题尤为重要。新加坡实现了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并保证了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北京是“一带一路”建设对外交流的核心承载地和连通世界的重要窗口。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北京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北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中蒙俄经济走廊、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产生积极地示范作用。通过与“一带一路”对接,如何解决城市发展过程中与土地的矛盾,整合资源,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新加坡和北京为研究对象,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选用改进的TOPSIS模型,对两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对比研究,并运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进行诊断和对比分析,根据研究结果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获得的主要结论与认识为:1、新加坡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呈上升发展,历经三个发展阶段,2009-2013年,2014-2015年,2016-2018年,逐步由中度、中高度向高度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发展。2、北京市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在2009-2011年发展较慢,处于低度集约利用状态,2012-2014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上升,且在2014年达到中高度集约利用水平,随后2015年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下降,从2015-2018年呈上升趋势发展,并且在2017年达到中高度集约利用水平。3、从研究结果对比分析可知,在研究时间段内,新加坡和北京市的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平均呈上升趋势发展,且总体来看新加坡高于北京市。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新加坡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多的处在中高度集约和高度集约,北京市的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较多的处在中度集约利用水平。二是两市的集约利用发展过程不一样。4、新加坡障碍因子主要有人均建设用地面积、地均就业人数、人均机动车保有量、科技教育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以及道路密度等;北京市主要有地均环保投入、人口密度、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人均绿地面积及污水处理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