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小说创作经历了一个巨大转变，从小说文本的叙事构成方面切入，这一过程可以动态的描述为：从女性话语走向主流意识形态。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蕴涵着一种深刻的女性意识，在小说叙事中则体现为一种女性话语的书写。通过女性意识的表达与女性话语的书写，丁玲将现代女性文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面对历史的抉择与时代话语的转变，丁玲放弃了女性文学的个人吟唱，选择了走向大众的文学道路。在小说叙事中，从女性情爱的苦闷与幻灭心理描述走向了工农大众觉醒以及抗挣历程的描述。在这叙事话语转变的背后，体现的是新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要求与创作主体以及艺术个性之间的内在冲突与矛盾。而在战争时期的延安，面对战时政治文化的规约以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整合，丁玲小说的叙事显示着这一政治文化认同和意识形态整合过程的艰难与曲折。丁玲最终认同和走向了《讲话》中所确立的文艺“工农兵方向”，在小说的叙事中表达着主流意识形态，并建构起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 由一位以女性文学为创作起点的自由主义作家，转变而为一位在文学的创作实践中追求最大政治效用的革命作家，丁玲的小说叙事转变这一历程，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异常沉重的步伐的一个显明而集中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丁玲小说叙事的转变，不是一个简单的表面化现象，它是一个历史的症候，表征着一种文学现象，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从一个侧面昭示着中国现代文学艰难而曲折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