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全球化日益深入,贸易自由化不断发展,贸易规模逐渐扩大,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给中国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机遇,自2005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逐步扩大,但在巨大的贸易顺差额背后隐藏的却是我国的生态贸易逆差,我国“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的生产和出口模式,使得我国出口产品而进口污染,给我国的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本文选取煤炭开采业这一代表性的污染密集型的产业,从应对贸易内含污染的视角出发,以国际贸易学、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计量经济学和能源贸易有关理论,利用投入产出法构建贸易内含污染模型,并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对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约束的动因机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对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约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继而结合具体实证数据,探究我国煤炭开采业的贸易内含污染平衡指标,并运用计量回归分析对最优出口约束力度进行测算。最后,借鉴发达国家相关经验,对有关我国煤炭开采业乃至中国对外贸易如何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提出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第一,建立煤炭开采业贸易内含污染模型,在明确界定贸易内含污染的概念的前提下,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1997-2010年(由于我国的投入产出表每五年编制一次,在论文撰写过程中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还未出版,所以本文此部分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编制的1997年、2002年、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以及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公布的2000年、2005年、2010年的投入产出表)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的完全产污指标和贸易内含污染平衡指标。结果证明,1997年——2010年,除了2010年,我国煤炭开采业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三种污染物出口贸易内含污染量均大于进口贸易内含污染量,1997年——2007年,固体废弃物净出口贸易内含污染量由517421吨下降至17879吨,废水净出口贸易内含污染量由38514642吨下降至3609851吨,废气净出口贸易内含污染量由11197万立方米下降至1167万立方米,所以从生态贸易的角度来看,为逆差。2010年由于国内煤炭行业产能过剩,出口急剧下降,进口大幅度增加,因此出现生态贸易顺差。固体废弃物、废水、废气的贸易内含污染平衡指标分别为：141255.3452(单位：吨)、78829591.98(单位：吨)、17486.75338(单位：万立方米)。但总体上仍为生态贸易逆差,表明外国在利用我国的煤炭资源发展其本国的相关产业,把大量污染留在我国,为后文约束机制的建立提供依据。并且从时间序列来看,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的生态逆差有逐渐缩小的趋势,这正得益于我国出口关税的实施。因此,下文将通过计量回归模型计算我国煤炭开采业的最优出口关税率。第二,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约束的动因机制就是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出口贸易的环境效应能够被分解为三部分：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从总体来看,国际贸易的净环境效应为正还是为负取决于负的结构和规模效应与正的技术效应的大小。作为我国煤炭开采业而言,负的结构和规模效应大于正的技术效应,所以煤炭开采业的出口增加了我国的环境污染,不利于环境的改善。第三,构建我国煤炭开采业的运行机制。借助国际贸易环境效应分解模型,从规模、结构、技术效应三方面考虑,构建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内含污染的环境效应函数,以最优关税率来衡量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的最优约束度,并以出口贸易的供需平衡来计算最优关税率。第四,构建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一般需求模型,以1990——2012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国内外居民的收入水平、价格指数、需求均对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约束政策有影响。最后以最近一年(2012年)的数据为基数,计算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的最优关税率。结果显示,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最优约束度为3.37%,与我国现实情况相符。说明应该对我国煤炭开采业出口贸易量进行约束,但并不是关税率越高越好,应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关税率。目前情况下,应将我国煤炭开采业的出口关税定在3%——4%。针对此结果,结合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经济、法律、行政、非政府四个角度提出实现贸易与环保“双赢”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