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是一项正在兴起发展的艺术门类，其概念的开放和现象的嬗变使得其理论研究相对缺乏体系。本文以目前被学术界热议的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诉求为切入口，界定现代意义中公共艺术的广义和狭义概念之分;从而结合现象学的归纳分析和西方美学思想，梳理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共艺术在“公共性”问题上的成就与不足。　　本文认为“公共性”是区分广义公共艺术和狭义公共艺术的关键所在。现代意义中追求的狭义公共艺术，实际上是借用艺术表象，实现公众权力的借题发挥。这也是文化民主内驱力的趋势所在。然而至今为止，狭义概念的公共艺术始终带有乌托邦色彩，尚未在任何国家有绝对意义的实现。因此本文立足公共艺术的广义形态，进行公共性的趋势研究。　　改革开放后，公共艺术在城市空间中逐渐享有话语权，从而为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诉求开启一道大门。三十年公共艺术在公共性方向上的不断挺进，表现在审美从政治传声筒到日常生活的回归，以及艺术作为“机制”的建设和发展。从首都国际机场等公共艺术的实例来看，公共性在实践作品中得到不断的显现。但与此同时，中国90年代后消费文化对公共性的冲击则表现在工具理性的负面影响和平均美的操控。出现了可复制的公共艺术“大跃进”，和后殖民意义的审美侵略等诸种不良症状。从这个意义上看，三十年公共艺术是公共性不断显现和挣扎的过程。本文肯定三十年公共艺术的成就和价值，也指出公共性的危机需给予关注。一个长期稳定的公共艺术操作体制是中国当代公共艺术健康发展所亟需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