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一种长远的动态的与世界经济及FDI发展潮流相对照的眼光，来观察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趋势，并对当前我国政策取向进行思考和提出建议，以期有益于我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全文分八章，主要研究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运用现有最适用的FDI理论，特别是英国学者约翰·邓宁(John H.Dunning)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IDP，结合中国独特的经济及国际投资发展历史与对未来的预测，提出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NetOutwardInvestment)长期趋势曲线假设。时间跨度从唐朝到近代并至未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企业的成长、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家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趋势与IDP模型大致符合。但是，中国曾经是世界最富的国家，历史上已经有大量的个体经济和少量企业下南洋赴欧美，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长期趋势曲线也因此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二、实证分析历史上中国人的“走出去”。在古代至明朝中期中国经济“先进阶段”，中国人到海外经商、创业逐步增多。在明朝中期至鸦片战争中国经济“变慢阶段”，中国民间的一些先觉者，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涌动及机会，纷纷自发地到南洋及其它地区投资、经商、创业。在鸦片战争至1949年这一“落后阶段”，中国被动地开放市场，外资涌入；同时逐步生长出一批本土企业，其中少数企业尝试对外投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一“崛起阶段”，特别是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企业通过向外资企业学习，逐步培育起国际化经营理念和自身优势，开始“走出去”。 三、对当代“走出去”战略及其成效进行系统分析和评估。新世纪之始，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发展新形势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辩证地看，“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对国内工业化进程提供了有效支持；但“走出去”战略是在国内工业化进程的背景下，在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其实施的效果也就是，利在工业化，弊也在工业化。 四、对世界FDI发展形势和美、英、德、法、韩、新、俄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与措施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当今世界正从工业经济向信息、服务业经济方向发展。一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服务业化的经济形态。全球FDI流动趋势也反映了这一潮流，其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FDI重心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已占世界FDI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制造业分工的专业化，使得有些环节分离出来，进入服务业范畴，如把研发、产品设计这个环节服务化。这些“服务”的产生，主要靠人的知识、价值观、审美、艺术情趣等素质和能力，靠的是知识密集的人力资本。未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FDI项目，将越来越多地产生于服务业，而不是制造业。当服务业完全主导制造业的时候，也就是工业社会的终结和信息社会或服务业社会的到来。 五、对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思考并提出政策建议。我们要顺应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的“雁行模式”，但又不能陷于其中，而要跳出该模式，以积极的姿态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既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使命。提高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发挥我国企业的能动性，主动通过本国企业“走出去”，接近、引进世界先进，使我国产业发展与世界先进国家同步，再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超越。 为此，我们需要与时俱进地建设国际投资理论，从局内人的立场和视角研究国际资本流动；发展劳动价值论，认识人力资本的价值，重视非物质形态的知识、服务产品创造；完善国际投资、国际商务教材、教学体系，形成共识，规范行为，减少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了解企业实际需求，改善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完善产权制度及其它各项制度的建设，保护、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让资本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