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性合同是指给付总量随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且给付义务随着时间的经过而陆续履行的合同。现阶段其理论研究集中在合同解除层面,按照解除是否需要一定条件,可以分为任意解除和非任意解除,非任意解除是指有条件的解除继续性合同,即在法律规定的条件或当事人事先约定的条件成就后,当事人所享有的可以不事先通知就能行使的解除权。为更好区别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和任意解除权,需要梳理其在我国民法上的法律规定及行使的法律效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在我国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仍然没有被立法者所重视,其所蕴含的时间因素并没有得到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仍以一时性合同中法定解除类型为主(仅在第563条第2款对继续性合同予以了规定),因此有必要对非任意解除权的产生事由、行使以及消灭加以研究,进而设计出一套相对合理的解除制度。由于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的制度规范还不完善,需要对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进行全面的研究。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对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进行理论界定。阐述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的内涵、立法模式及法律效果,从而通过梳理我国民法上的法律规定及行使的法律效果更好的区分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和任意解除权;其次通过裁判实务中的案例明确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司法实践中318个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案例予以了类型化分析,从定性的角度,总结出非任意解除权违反附随义务、违反管理性规定等34个裁判焦点,并对这34个焦点进一步类型化为实体存在争议的类型和程序存在争议的类型。通过对比理论学说与实践做法,得出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存在“实践中对政府行为能否作为合同解除事由认定混乱”、“法院对何种事由能导致信赖基础丧失认定不清”等问题。最后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完善。具体从非任意解除权的产生事由和行使程序两个角度,结合学术界关于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的相关理论学说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效果,以及《合同法》第94、9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综合我国现实情况,提出完善继续性合同非任意解除权相关规定的途径,具体如“将政府行为明确为情势变更”、“将信赖基础丧失明确为德国法上的重大事由”,以便可以更好地为立法实践提供稳妥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学理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