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一个民族文化源源不断的来源之一。回顾藏汉翻译传统,我们不难看出,两个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了大量的佛经翻译实践,并且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了后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其中,佛经翻译批评是藏汉佛经翻译“如火冲天”式发展的最有力的推动力量。如今翻译界,尤其是藏汉翻译的实践,可谓“面目疮痍”。当今藏汉翻译实践过程中内在的翻译批评精神,译者水平,翻译技巧等缺失,而外在民族地区没有权威性藏汉翻译机构以及政府监管尚不完善。为此,新时代的藏汉翻译事业及译者必须回顾自己的翻译史,传承和发展藏汉佛经翻译批评,使它在翻译实践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才有了本文的选题,基本框架,以及核心内容。从国内的研究现状看,关于专门研究藏汉佛经翻译的成果和材料不多见,尤其是藏汉佛经翻译批评比较方面少之又少。近年来,出现了一些研究翻译的藏文著作和论文,但内容大同小异,可谓“换汤不换药”,更多是研究象雄和吐蕃之间的翻译以及藏地佛经翻译的历史等内容,有的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翻译史。通过文献的分析,发现大部分著作提到的内容是《语合二卷》,即其翻译原则、方法、注意事项等,还有萨迦班智达和更登群培的翻译思想。这其中,虽然也涉及到了翻译批评的定义、功能、方法等理论内容,但这些理论大多数都是从汉文书籍中翻译过来的,没有对藏地佛经翻译批评的著述论说,更没有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比较。从汉文文献看,也有很多翻译批评和译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成果,但多数都是以汉族为本体民族进行的研究成果和文献,是单一的翻译史或翻译批评的内容,并没有运用历时比较的视野对藏汉佛经翻译批评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国外的研究现状看,除了 Cristina把不同《语合二卷》手抄本进行对比,分析其中佛经翻译的方法,评价其学术价值之外,目前还没有掌握到涉及此领域的比较研究成果。鉴于以上原因,首先通过解读、整理相关材料,依据目前所能掌握到的关于藏地佛经翻译和汉地佛经翻译实践方面的文献,将藏汉佛经翻译的实践活动分为草创时期、发展时期,全盛时期和衰弱时期四个不同时期。然后,运用西方对翻译批评的分类和国内翻译专家对翻译批评的导论等相关论述和观点,将藏汉佛经翻译各个时期出现的佛经翻译批评概括为知性翻译批评,文本翻译批评和非文本翻译批评等三大分类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比较,试图寻找在不同时空进行的佛经翻译批评之间存在的异同,并探究其原因。最后,虽然藏汉佛经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等年代久远,有其局限性,但其翻译思想,批评形式、思想等有着巨大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对当今藏汉翻译事业和翻译批评具有巨大的启示和价值。本文总共分为七块内容,即绪论,正文部分五节,然后是结语。本文在撰写的过程中,运用翻译学和文献学,历时比较法等交叉学科综合运用的方法,对藏汉佛经翻译产生、发展,全盛和衰弱四个不同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了论述。绪论部分首先介绍选题意义和研究现状,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然后交代了翻译批评的定义等内容。这其中,对之前藏文文献中出现的翻译批评一词的不同译文提出自己的想法,运用知性翻译批评,文本翻译批评和非文本翻译批评的分类法对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比较,进而界定翻译批评的归类问题。第一节,藏汉佛经翻译草创时期的翻译批评比较。通过分析和解读相关文献,尤其是佛经最初流传到藏汉两地的时空节点,藏地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界定为公元644年到755年,而汉地佛经翻译的草创时期界定为公元148年到316年,从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出处和文本翻译批评对该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了比较。在此,由于早期佛经翻译思想受到了古代语文学的影响,因此,藏汉翻译批评最开始出现的形式有很多相似点,比如,都出现在有关序言或传统语法著作之中且其分类不显明等特点。第二节,藏汉佛经翻译发展时期的翻译批评比较。通过阅读相关材料和文献,藏地佛经翻译的发展时期界定为公元756年到842年,而汉地佛经翻译发展时期界定为公元317年到617年,从知性翻译批评,文本翻译批评和非文本翻译批评三大类型对该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了比较。知性翻译批评包括赞普赤松德赞和赤德松赞时期佛教经典翻译的“忠实”批评和严琼的辩证思想对译经的“忠实”批评。文本翻译批评包括释道安的翻译本质批评、《语合二卷》中的译名批评、僧睿的译名批评,慧远的翻译方法批评和对比与批评。其中,对比与批评包括赤祖德赞时期通过译文和原文的对比提出藏译佛经中存在的八种错译问题,和为此进行的校勘和鸠摩罗什整理译文,重译的批评实践。在非文本翻译批评范畴内,严琮对译者进行了批评,可以认为这是该时期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重要特点,是藏汉翻译批评传统的中心开始从翻译本体论转化为翻译主体论的典型。第三节,藏汉佛经翻译全盛时期的翻译批评比较。通过对比前两个时期以及相关文献和材料,藏地佛经翻译全盛时期界定为公元958年到1357年,而汉地佛经翻译全盛时期界定为公元618年到906年,从知性翻译批评和文本翻译批评,非文本翻译批评三大范畴对该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了比较。知性翻译批评包括也协畏对当时社会上弥漫的邪教歪理的批评、阿底峡对佛教的整顿,隽丹仁热对前人译经中佛理的“忠实”批评和玄奘对古人佛经翻译中佛理的“忠实”批评。文本翻译批评包括译名批评和对比与批评,其中,译名批评包括萨迦班智达的译名批评和玄奘的译名批评;对比与批评包括隽丹仁热对译文和原文的对比、戎颂曲桑对先后译文的对比,玄奘对不同译文的对比和道宣对历代佛经翻译的对比。通过比较,提出对不同范畴的批评之间存在的异同和特点进行总结并探究其原因。第四节,藏汉佛经翻译衰弱时期的翻译批评比较。通过以上不同阶段的藏汉佛经实践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藏汉佛经翻译逐渐走向衰弱的相关材料进行分析,藏地佛经翻译衰弱时期界定为公元1357年到1951年,而汉地佛经翻译衰弱时期界定为公元960年到1111年,从知性翻译批评和文本翻译批评,非文本翻译批评三大范畴对该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进行了比较。文本翻译批评包括译名批评和对比与批评,其中,译名批评包括司徒·班钦译名批评,更顿曲培的语法批评和赞宁的译名批评。对比与批评包括不同译文的批评和原文与不同译文之间的对比和批评。非文本翻译批评包括译者批评,译史批评和翻译思想批评,其中,译者批评包括多罗那他对译者的批评和赞宁的译者批评。译史批评包括隆钦饶绛·直墨兀色对藏传密宗“旧译”和“新译”划分问题的批评和赞宁对历代翻译发展的批评。通过比较,指出该时期的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特点,以及与其他阶段的异同等内容。第五节,探讨了藏汉佛经翻译批评比较的价值,这在整个论文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从藏汉翻译批评史的价值入手,着重论述藏汉佛经翻译批评比较研究对推动藏汉应用翻译理论形成的有利影响以及对当代藏汉翻译批评所具有的启示。在启示方面,通过培养专业译员、翻译局的建立和培养翻译批评精神和技能三方面为切入点,较详细地论述对当今藏汉翻译事业和批评的启示和价值,以及它对藏汉佛经翻译批评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作用。总之,应当通过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比较,将其传承和发展,这对提高新时代藏汉翻译实践和批评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反,过度依赖其他民族的翻译思想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且在藏汉翻译实践中也很难运用。因此,研究藏汉佛经翻译批评,不仅可以了解藏汉佛经翻译如何在各个阶段顺利推行的原因,而且还可以获悉各个阶段对其后来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起到的作用和价值,它推动了藏汉应用翻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足。其一,藏汉佛经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是基于传统语文学来展开的,其翻译批评模式不够成熟,翻译思想不够显明独立,常带有原文至上的主观色彩,所以其翻译批评可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这对进行藏汉佛经翻译批评比较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其二,即使找到了一些佛经翻译批评的材料开展了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比较,但由于藏汉佛经翻译历史久远,而现代“翻译批评”意义上的批评材料很有限;再者,对材料的分析方法上有所欠缺,且材料运用不够充分,这难免给论文的撰写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需要继续收集材料,分析和挖掘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精髓,以资后来者参考。其三,如今的藏汉翻译主要是以新闻、政策、科技等为主,与古时大相径庭。在当下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际如此频繁的新时代,通过藏汉佛经翻译批评的比较,形成一个继往开来的藏汉翻译批评理论体系,还需进一步探讨和更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