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一个突出现象,便是作为一个相对严谨的法律概念,“司法知识”R渐凸显出来。伴随着人们对司法知识的关注,不仅司法改革越来越重视法官司法知识的提高,而且法官自身也越来越注重司法知识的积累。那么,究竟什么是司法知识?它隐含了哪些具体的信息?它有哪些特性?与此同时,它在当下转型中国社会里,有怎样的表现?以及转型中国的司法,又是如何处理自身的司法知识问题的?　　 围绕着这些问题以及这些问题背后所隐藏或者关联着的问题,本文在回溯既有的司法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尝试着将这些理论区分为以传统的知识论为认识论基础的司法知识理论,和以主体间性知识论为基础的司法知识理论,进而在此基础上,展现着两种司法知识理论所具有的理论贡献以及各自所隐含的理论难题,从而进一步指出,尽管这两种司法知识理论看似相差很远,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而建构起来的,并且他们也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这个共同的问题便是如何定义“司法知识”,而这个共同的难题便是该怎样看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很显然,尝试着超越既有理论的难题,突破现有理论的知识困境,乃是本文的一个可能尝试。——尽管这种超越或者突破最终也可能会陷入既有理论的知识困境之中。因此,本文借助知识理论,特别是着重于对传统知识论与现代知识论的理论旨趣的梳理,尝试着从“制度”与“人”互动的关系性视角出发,淡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划分与结构,不仅将司法及其裁判看成是特定社会文化-情境系统里的一起事件,而且倡导对司法及其裁判予以重新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一个对于当下中国司法而言、解释力与分析力都相对较强的司法知识的理论体系,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　　 全文分上下两编,上、下编各三章,加上导论和结语,共八章。　　 首先是导论,阐明问题意识的同时,表明研究的学术意义,给出一个整体上的结构安排,力图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司法知识理论研究路线。　　 第一章侧重于司法知识命题分析框架的建构；也即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理论的基本命题予以限定。这么做的好处是能够为司法知识理论的研究提供一个方法论的基础。当然,在我看来,同样是建构在“主-客体”二元结构这一基础上的现代的主体间性的知识理论,其实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掉传统知识论所遇到的困境；相反,它更应当被看成是认识活动的另一个面向,是与传统知识论所反映出的认识活动及其规律相互补充的。因而,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认识不仅是从主体到客体,也从客体到主体,是一个整体性的、繁复的社会活动。　　 第二章是对“司法知识”予以概念上的展开。在这里,通过对于知识理论的难题予以开放,尝试着对“司法知识”的概念命题在一种双重意义上来展开:一是描述司法知识的概念命题；二是论证司法知识的概念命题。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又统一于作为对象存在物的“司法知识”的整体。　　 第三章紧紧围绕“司法知识的性质”这一问题来展开。我将试图通过多重角度来透视司法知识的知识特性,深入展现司法知识的知识立场,进而还原司法知识所可能内含有的多重知识角色。当然,这种对于司法知识在多学科背景里的追根溯源,意在说明:不仅作为概念的“司法知识”不是单一的或者单指的,而且作为实体的司法知识在知识要素上其实也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重性的或者多样性的；甚至司法知识的知识要素与要素之间也都会存在着差异。与此同时,强调这种细致的差异,旨在说明,不仅司法知识的知识力是综合性的,而且在现代社会中,司法知识的知识角色和知识功能也是多样性和多元化的。最终也即是通过此,达致或建构起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　　 下编的这三章中,我将围绕着“司法知识”与“转型中国社会”,选取“司法如何面对道德”、“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态的变迁”这三个更为具体的问题,以点带面,并在司法知识的结构与功能、司法知识的知识体系与知识制度、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些大的论题的关注下,以知识社会学为分析进路,来对我所建构起来的这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予以具体的展示、展开与落实,以期在展现这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对于转型中国司法的理论分析力和解释力的同时,揭示当下中国司法问题的复杂性。　　 第四章关注“司法”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在我看来,以法治话语及其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司法知识观与以道德话语及其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司法知识观之间的冲突,必须引起当下中国的司法实践以及改革的注意。换言之,当下中国司法所面临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司法制度与司法体制的进一步“法治化”问题,更为基础的或许仍然是司法的法治话语系统如何与日常生活世界的话语系统相兼容的问题,也即必须要尝试着调和两种司法知识之间的结构性冲突与紧张的对峙。一个可能的态度,不是简单的以法治话语为标准来改造,也不是片面地用道德话语来附会,而是要以两者之间的合作为目标来达成相互间的沟通；一个可行的方案或行动,便是要在开放的司法实践中践行有德性的法律统治,要“辩法析理”,并通过这样一系列的司法操作,努力建构起属于中国的、德法兼备的政法话语和政法意识形态。　　 第五章则围绕着“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这一论题,以两个看似并无多大关联的案例为基础,着力分析“常识”与司法知识之间的体系区分以及“常识”进入司法判决(也即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制度障碍,展现法官判决的知识基础。当然,通过分析我们还将发现,转型中国司法判决的知识生产,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律的实践活动,而必定既会涉及到更为广阔和深远得多的社会结构与社会因素,也会吸纳庞杂与繁复的思想实践与生活实践。　　 第六章探讨“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态的变迁”这一论题。我尝试着从“疑难案件”切入,特别是侧重于展示“疑难案件”之所以产生的知识/社会因素,进而转向对于转型中国社会里的司法知识生产的考察,从而揭示知识生产的产品及其“质地”的变迁,并指出: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更多只是注意到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之于知识变迁的意味,而容易忽视知识变迁的社会意涵。但实质上,“知识”与“社会”是相互作用的,社会转型与司法知识形态的衍生、传承和流变密不可分。换言之,司法知识及其形态的流变,不仅仅是一起知识事件,由知识自身的逻辑所决定的；更应当是一起社会事件,受整个社会的结构与逻辑的影响。因而,当下中国既要关注社会转型对司法知识的变迁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同时也更要留意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司法知识”及其形态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及其现代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便使中国的司法改革在推动司法知识转型的同时,能为现代司法技艺的发挥提供相应的制度空间,进而促使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情境系统能够发生全面而良性的互动,从而形成或创造“知识”与“社会”彼此互动的发展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的优质发展。　　 最后是结语。我尝试着以“当下中国的司法理论研究"、也即是以当下中国司法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的活动及其知识产品的质量为主轴,并以司法理论研究的方法和立场为线索,力求通过对这一问题较为详细的考察,管中窥豹,努力在展现中国司法知识理论整体图像的同时,揭示其问题,进而予以反思和重构,最终回应本文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