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维茨(Leonid Hurwicz，1917-2008)，是20世纪以来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一位灯塔式的重要人物。在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均有所涉猎和著述，其中尤以对机制设计理论的贡献最巨，被誉为“机制设计理论之父”。正是因赫维茨在机制设计理论方面的学术贡献，2007年他以90岁高龄与马斯金、迈尔森一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遗憾的是，尽管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机制设计理论已成为必修内容，但至今还没有多少学者对这一理论创始人赫维茨的经济思想源流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对赫维茨之于机制设计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究竟在哪里缺乏比较全面的探讨。本文正是出于试图填补这项空白的目的，主要就赫维茨的经济理论和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论述，侧重于思想线索、逻辑主线的描绘而非数理模型的阐述，并将其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进而将赫维茨的经济思想尤其是机制设计思想放在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进行研释，探求可资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资源。　　本文从赫维茨的生平介绍入手，主要阐述了其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思想形成的学术渊源和经济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赫维茨的早期成长是在一个大变革、大冲击、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度过的，由于战争因素他在颠沛流离中辗转多国，学业进程也是一波三折，但他还是实现了从法学向经济学的转向。赫维茨最初接受系统的经济学教育是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在这里他曾经听过哈耶克、卡尔多等的课程，随后移居美国后又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学习，曾担任兰格、萨缪尔森等的助研。赫维茨经济思想渊源不是单一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洛桑学派经济学家兰格等都对其有着重要影响。但是，赫维茨既非一个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者，也不是中央计划经济的鼓吹者。在他看来，在极端处找不到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方案，唯有靠科学、理性的利弊分析权衡才能找到适应具体情境的真正有效的经济机制。从经济哲学思想的角度看，经济自由、分散决策、信息效率、激励相容等是赫维茨经济思想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其中信息和激励也正是衡量机制有效性的重要维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赫维茨在研究中逻辑推理重于历史归纳，从整体着眼从个体着手，致力于用数学分析工具对机制设计理论进行内在逻辑的阐述和论证。在赫维茨看来，许多早期新古典学派的基准经济理论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不在于多么准确地描述（解释）了经济现实或预测了未来发展，而在于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提供了基本标尺，并且可以通过不断纳入批评者的意见而使得理论体系更加完善和贴近现实。赫维茨本人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和扩展，特别是在关于竞争性均衡稳定性和需求函数可积性问题的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赫维茨在其移居美国后学术生涯的早期，研究触角比较广泛，对计量经济学、规划、决策科学与微观经济学理论等都有所贡献，直至上世纪70年代初才聚焦到机制设计理论研究上来。机制设计理论的产生一是源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二是源于市场在某些情景下的失灵。赫维茨对于机制设计理论的开创性学术贡献，主要在于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学将制度作为给定的研究思路，革命性地给出了一个可用于机制设计和比较的一般性公理化严谨分析框架，尤其是对信息效率和激励相容这两个概念给出了模型化的明确定义，并在资源有效配置的大前提下进行了整合性同步分析。赫维茨所提出的激励相容这一概念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之大、辐射之广，几乎可以媲美效率概念，在许多经济模型中激励相容约束已经成为与传统的资源约束一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制设计理论被马斯金认为是经济理论“工程学”的一面，其以信息和激励为着眼点，关注最基础和最根本的一般制度规则设计问题，为各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机制或制度提供了一个一般性完整分析框架，为现代经济学在随后几十年在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合约理论、市场设计理论（拍卖理论、匹配理论）、实验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中观和微观领域的理论拓展提供了重要的基准平台，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现实经济中也得到了比较普遍的应用。　　赫维茨将制度比作“关于规则的规则”，是一系列机制的集合，强调其在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性，并用函数形式给出制度的定义，试图对制度进行建模，也对科斯定理的前提条件和不同情境适用性进行了规范化解读，试图建立机制设计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沟通平台。此二种理论的共同点就是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给定的传统分析路径，将制度纳入理论框架之内，视之为可变化、可设计、可塑造的。由以赫维茨的学生青木昌彦为代表提出的比较制度分析，则吸收了机制设计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养料，也对制度的定义、制度的变迁、制度的比较等给出了自己的解读。不过，赫维茨认为比较制度分析主要还是停留在对现存体制机制的比较上，将制度和机制设计排除在外是不合理的。此外，赫维茨的经济思想与奥地利学派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对于分散信息、有限理性等的确认，对于市场机制、分散决策等的偏爱，但是在很多方面又存在着差异。特别是在方法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赫维茨对奥地利学派的最大批评就是其概念定义的模糊性，对于理论边界的界定不是很清晰。赫维茨更加推崇用公理化的逻辑推理方法来提升经济研究的科学性、逻辑性和严谨性。通过将赫维茨关于制度问题的经济分析，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奥地利学派的有关观点从经济哲学思想（是否认同制度重要性和可设计性）和方法论（是否采用公理化方法）两大维度进行了对应性的比较研究，可以折射出赫维茨关于制度问题的系统思考。　　赫维茨的经济理论和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已有30多个年头，他本人曾多次访问中国，与国内政学两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建立了联系，并且培养了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这些都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赫维茨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尽管赫维茨的经济理论技术性较强，与经济现实的联系不是那么直接，但是并不妨碍其对市场机制利弊及其适用边界的敏锐洞察力，以及对于不同机制背后的经济机理的深刻阐释。他所创导的机制设计理论告诉，不同的机制设计会导致不同的信息有效性、激励相容性和资源配置结果，从而也揭示了科学、合理设计制度或机制的极端重要性。改革也好，治理也罢，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结到体制的转变、机制的调整、制度的创新上来，需充分考虑机制设计的能动性、耦合性、参与性、相容性、分散性。当然，机制设计不是要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经济活动，而是要对基础和根本的规则进行干预，以形成一个增进市场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有效服务型政府，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边界。面向中长期的未来，如何让中国的市场机制更加有效运作和达到更高水平的民众福祉，避免各类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冲突及其潜在的激励扭曲结果，是中国深化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重大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赫维茨的经济思想和机制设计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启迪，能够满足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经济理论的重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