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将礼法范畴的致仕制度完全法制化,以七十岁作为文官致仕的年龄上限。然而,宋代文官的致仕年龄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既存在壮年致仕的官员;也出现了一大批未能及时致仕的老年重臣。宋代文官致仕之后选择回归故土或是寓居他乡,与当地的社会产生联系,参与到当地经济、文化生活当中。宋朝给予致仕文官的俸禄是在任时的一半,是为“半俸制”。熙宁二年（1069）后,品级较高者致仕后可以领取全俸,还有机会获得朝廷给予的丰厚赏赐。家庭养老在文官退休后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既可以提供经济支持又悉心照料其日常生活。基于品级和家底的差异,文官在经济收入上存在巨大差距,并直接导致群体内部迥然不同的日常消费状况,这突出表现在住房和宴会举办方面。致仕后,文官们对读书、藏书极具热情,这些远离官场的文官对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有全新的认识,并利用自身具备的文化资本,将著书立说作为自己表达和思考的主要途径。经济基础不同的致仕文官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式也不同,或是直接置办田产,或是将自身知识作为商品来交易换得经济收入。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富有治国热忱的文官致仕后通过上书言事、出席重大活动等方式参与朝政,通过举荐还可以被朝廷重新任用。但总体来说,地方乡绅成为他们最主要的社交对象。他们通过互寄书信、礼物馈赠与旧友保持人际交往外,在组建会社和游历山水的过程中与当地乡绅建立联系,形成乡里的人际关系网络。通过广泛的社会交往所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不再以获得政治利益为主要目的,与当地乡里社会的人际往来为其参与地方事务、关怀乡里奠定深厚的社会基础。相较于北宋,南宋的致仕文官更加关注乡里社会的发展。为助力宗族子孙的教育,致仕文官建构起家族内部的经济互助体系,增强家族凝聚力。同时,致仕文官个人的影响力逐渐超越家族而辐射至乡里社会,并物化成为教化乡里的工具,透过个人或家族之间的合作,形成乡间的群体力量,而参与地方管理是教化作用的落地实践。从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和慈善救济看来,退居乡里的士人发挥了德行教化在基层社会管理上的正向激励作用。